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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袁世凱代表的是一種保守的利益集團,辛亥革命黨人代表的是另一種希望更新和發展的利益集團,對中國社會的前途和發展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清朝滅亡了,社會出現了動盪和分裂的傾向,袁世凱希望憑藉他在前清體制內發展起來的勢力,獨攬國家政權,但當前他自己的力量有所欠缺,必須和前清立憲派合作,才能對付同盟會的革命勢力。同盟會則是從民間崛起,有著一股朝氣,希望按照自己朦朧的現代理想去從事改革,但在實際政治生活和實際操作上,仍然擺脫不了軍事獨裁的局面,很難真正走向現代民主。這樣的兩股勢力發生了衝突。我們決不可把中國社會的政治分野,簡單地看成黑、白分明。
3.軍民分治還是地方自治?(4)
江西都督李烈鈞率先起來反對軍民分治,爭取地方自治。他認為現在社會秩序混亂,如果都督不能掌握財政大權,一旦有事,無法集中力量平定事變。他強調:“總之,革命方法,原分三期:軍政、約法、憲法是也。今日中央政府由軍政時期進而為約法時期,各省現狀則尚在軍政時期中之時。都督一官,日後固不可久存,惟目前決不能驟廢。”至於軍民分治,則要等到秩序穩定,正式憲法和各省官制正式制訂之後才能實行。廣東都督胡漢民支援李烈鈞的主張,他更詳細地論述了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問題,要求袁世凱應該授予各省都督以軍政、財政兩權,讓各省自行裁遣軍隊,整理財政。針對袁世凱向六國銀行團的借款計劃,他批評說,中央不應該大舉借債,想用財政權力來操縱、控制各省,結果是讓列強用財政權來操縱中央。孫中山贊成地方分權,強調:“民權為天經地義,專制惡風斷難久存於二十世紀。”
李烈鈞和胡漢民不僅公開聯絡各省都督反對軍民分治,而且還秘密聯絡南方革命各省,企圖組織都督聯盟,與袁世凱掌握的中央政府對抗。李在秘密發給起義省份的電報中,希望組織一個最穩健的政治、軍事團體,如果中央政府能夠以國利民福為前提,則維持擁護,互相協助;而如果中央政府挾有私心,借統一之名,施專制之實,只有大家一起起來抗爭,糾正中央政府的錯誤。總之,要以地方監督幫助中央政府,不讓中央政府操縱地方。只有這樣,才能不讓中國的權利被外國人奪去,不使國家重新淪為專制的國家,目前發生的種種危險的局勢,或許可以平息下去。
同盟會地方政府和袁世凱的中央政府的紛爭,與言論界激烈派對袁世凱的批判,並不是一致的。激烈派並沒有什麼實力做自己的後盾,而地方都督則是以軍事實力為後盾來說話的。粵、贛地方政府與中央對抗的政策,激起了親袁黨派的攻擊,社會上也不斷傳出諸如廣東獨立、七省獨立之類傳言。在梁啟超系統辦的《時報》上,1912年8月2日就刊發了《論李烈鈞之野心》一文,露骨地攻擊李、胡說:民國成立後,各省都督之中,有兩個人抱有野心,一個是粵督胡漢民,一個是贛督李烈鈞。二人的手段都是專制的手段,他們的目的都是要反對中央。胡漢民反對中央集權,李烈鈞亦反對中央集權,胡漢民反對軍民分治,李烈鈞亦反對軍民分治。他們二人又互相聯絡,一旦中原發生事變,有人認為胡、李二人就各自抱著一個割據地方的思想。李憑藉胡獲得出海口,胡又憑藉李獲得進入長江渠道,他們二人構成了犄角之勢,前進就可以逐鹿中原,爭奪天下,後退亦仍然可以成為一方的霸主。為袁世凱籠絡的粵中軍官黃士龍寫信給胡漢民,公然辱罵說:你的種種舉動,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還需要我來造謠嗎?可惜你沒有這種力量,所以也沒有這種狗膽。你的野心哪裡是僅僅以獨立就可以滿足的!
袁世凱為對付粵、贛的異己勢力,透過收買兩省軍事將領來達到控制兩省的目的,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銳,即使沒有後來發生的宋教仁一案,對抗也很難避免。當時,原江西第三旅旅長餘鶴松,本是李烈鈞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但李烈鈞任都督後改編了餘的部隊,由李烈鈞的另一同學歐陽武統率,並改派餘為都督府代表(有3名代表)前往北京。餘失去軍權,對李十分不滿,就在北京走袁世凱的門路。袁乘機給了他一筆經費,讓他回江西活動,只要他能推倒李烈鈞,袁世凱就任命餘為江西都督。12月10日,餘鶴松在南昌發動舊部兵變。當天,李烈鈞即迅速調兵平叛,槍殺了100多人。餘兵變失敗後逃回北京。
李烈鈞雖然知道這次兵變的特殊背景,但他沒有力量與袁世凱決裂,當時也沒有決裂的形勢,全國都在提倡調和。於是,李烈鈞希望緩和與中央政府的矛盾,就發生的兵變事件,向袁世凱引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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