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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軍民分治還是地方自治？（2）

陳炯明，生於1878年1月13日（清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廣東海豐人，字競存。父親是位商人。陳炯明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入廣東政法學堂讀書，1908年畢業。1909年任省諮議局議員。是年，陳加入同盟會，參與了1910年2月的廣州新軍起義和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武昌起義後，陳炯明到東江組織民軍起義，又策反舊式清軍“防營”，組成“循軍”，成為革命的骨幹力量。廣東光復後，任副都督、代理都督。他在裁遣軍隊、安定社會秩序的過程中，排除異己，重用舊軍人和舊軍官，激起另一支民軍王和順的“惠軍”的反抗，被裁遣民軍組織“扶正同盟會”，以二次革命為號召，與廣東政府對立。由廣東新軍組成的北伐部隊，即第四軍也被迫解散，保留的精銳部隊炮隊回粵後也被繳械解散，自毀長城。他封禁了批評他的報紙《總商會報》、《公言報》、《佗城報》，槍殺記者陳聽香。他和胡漢民一起嚴厲禁止會黨和其他團體活動。

江西和廣東政府都面臨著整頓秩序、恢復治安、裁遣軍隊的嚴峻任務。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動員會黨、民團，策反舊式軍隊，招募城市遊民，使各省的軍隊大大地擴張了。而這些軍隊無論是軍事素質，還是政治素質都很差。戰爭結束以後，不得不面臨裁遣的嚴峻任務。但是，各省財政困難，在裁遣的過程中，一些軍隊因缺餉（其實是捱餓）兵變，而一些軍隊則直接譁潰成為土匪。同時，革命激發了遊民暴動，革命停止以後，執政的革命黨人不得不反過頭來鎮壓遊民暴動。黃興在南京鎮壓兵變，李烈鈞在江西也鎮壓兵變。李烈鈞報告江西形勢的嚴峻狀況時說：“初至境內，檢點軍實，幾於有匪皆兵，無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鳴篝火，一夕數驚。”洪江，即會黨組織洪江會，他們乘革命之際，入城搶掠。為了恢復秩序，李烈鈞殘酷地鎮壓了會黨的暴動，所謂“刑亂用重”，“治亂世，用重典”。也就是說，治理混亂的社會秩序，需要用嚴酷的刑法。

不過，李烈鈞畢竟是一位優秀的軍人，他一方面裁遣軍隊，而另一方面又整訓部隊。他接收了留守府的警衛團，以充實有戰鬥力的武裝。1912年10月28日，李烈鈞邀請孫中山視察江西，校閱軍隊。這是孫中山下野後第一次校閱軍隊，十分令人矚目。11月間，李烈鈞又釋出徵兵令，徵召土著農民入伍，充實和改善軍隊素質。他把江西軍隊整訓編組為兩個師，形成了可以守護江西、與袁世凱勢力抗衡的力量。

廣東的軍隊掌握在陳炯明手裡，但維持秩序的基本方針，都督胡漢民和陳是一致的。陳組織了廣東全省總綏靖處，在全省劃分軍政合一的綏靖區，大舉清鄉。廣東光復時，集結了民軍約15萬人，陸續裁遣了11萬人。這些被裁遣計程車兵，只拿到一點微薄的恩餉，散到社會上，無田可種，無業可就，只能淪為土匪。於是，廣東政府又被迫大舉清鄉，而清鄉的軍隊又十分殘暴。著名革命黨人朱執信負責廣陽綏靖處時，殺人不知凡幾，繼任者也殺人如草。即使小小犯法，也往往被即時處決，草菅人命，沒有法治可言。前清的地方權力體系在革命中受到嚴重衝擊，而廣東的革命政府並沒有辦法建立起自己的基層組織，因而在清鄉過程中又遭到地方的強烈反抗，無法鞏固政權。

陳炯明並不是軍校出身，以民軍起家，在軍界根基不深，整編廣東軍隊時，心胸狹隘，只保留自己的民軍，而又留用舊軍（指舊式組織的防營等前清部隊，與新軍在政治、軍事素質上都不相稱）官兵。廣東訓練有素的新軍既遭解散，這時的廣東軍隊的戰鬥力就差多了。他整編廣東軍隊為兩師一旅，但他收留的軍官一個個向袁世凱表示效忠，使廣東的軍隊在政治上很不可靠。

僅僅依靠控制軍隊和暴力鎮壓，並不能建立起同盟會在廣東統治的社會基礎。孫中山認為，當時中國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經達到，只有民生主義還沒有達到。因此，他到廣東後，就希望廣東首先實施民生主義。孫中山認為，現在是新舊交替時期，舊政府已經被革命廢除，在鼎革之際，需要改換契約，使財產具有合法性，趁這個機會，實行平均地權很容易。所謂平均地權，就是按土地的價格抽稅，值百抽一。即如果這塊土地市值100元，就要交稅1元。如果以後這塊土地漲價到200元，那麼這增加的100元屬於國家所有。孫中山就是透過這個辦法來改變地主土地所有制，並且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金。於是，廣東都督府根據孫中山的意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