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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安排妥當，劉銘傳正式上奏請求築路。他指出：第一，臺灣四面環海，防守甚難。修築鐵路後調兵靈活方便，於鞏固臺灣防務勢在必行；第二，臺灣既已建省，就要有省城，省城最好建在臺灣中路。現已勘定彰化橋孜圖地方乃建立省會絕佳之所，然該地毗鄰山區，水路不通，交通十分不便。鐵路建成後局面則會大大改觀。籌建省會各項工程的運費也將大大減省，且此地亦會成為商業繁盛、經濟發達之所。修築鐵路乃是造福臺灣，有利中央的好事情；第三，臺北至臺南，共約六百餘里，中隔三條大溪，溪上無橋。每逢春夏之交，山洪暴發，道路不通，急需造橋。如政府出資，需花三十多萬兩白銀。如商人承辦鐵路，造橋經費就可算入鐵路工程費用，從而節省政府大筆開支。鐵路竣工後，臺灣財政收入會大大增加，同時可補貼海防經費。劉銘傳此折遞上後，因屬沿海事務，清政府交與海軍衙門辦理。海軍衙門會辦李鴻章表示：同意！

劉銘傳在臺灣修鐵路始終堅持李鴻章“權自我操”方針，不舉洋債，不讓洋人投資控股。其聘洋員只從事技術工作，具體事宜全由中國人自主，鐵路所有權、經營權和管理權完全屬於中國。

然修築鐵路是一項相當艱鉅的工程，對資金和技術的要求都很高。劉銘傳首先遇到了人選問題。劉銘傳選中了臺灣商界頗有名望的內閣侍讀學士林維源擔任鐵路商務督辦。可是當時林維源正忙於墾荒事務，難以身兼兩任。劉銘傳又從內地調來淮系楊宗瀚擔任督辦。然楊宗瀚到任後水土不服，不久生了場大病，無奈辭職。臺灣鐵路商務委員李彤恩更因水土不服不久辭世。生病的不僅僅是官員，瘴氣和瘟疫開始在修路士兵中蔓延。上海的《申報》對這件事情進行了報道：

淮軍昌字營、銘字營自去年冬天進駐基隆附近開始修築鐵路。這裡山勢險要，雜草叢生，樹木陰森，瘴氣非常嚴重。加之近來陰雨連綿，寒暖不定，士兵工作本就辛苦，遇到這種天氣，大多染上疾病，每天都有很多士兵死去。蟲沙渺渺無非戰士之魂，雲水迢迢難返故鄉之親。實在可悲！

基隆附近多山，鋪設鐵軌時遇山阻擋只能挖隧道。當時沒有任何的挖掘機器，全憑士兵們用斧頭刨、鏟子挖，頗具愚公移山的味道。基隆附近有一座獅球嶺，從東到西有九十丈寬。昌字營和銘字營從大山兩邊同時開鑿隧道，於中間匯合。在士兵的努力下，獅球嶺似乎屈服了，很快凹陷四十餘丈。兵士們互相慶賀，這樣下去，不久隧道即可竣工。然而，士兵們還沒緩過神來，山洞忽然崩塌！連日陰雨是釀成這一事故的主要原因。無數淮軍將士的英魂留在了獅球嶺。劉銘傳也僱傭了不少當地山民修築鐵路。他們對瘴氣有天然的抵抗能力，對周圍地理環境也十分熟悉，不過僱傭民工最大的問題就是花錢。投資鐵路的商人們開始採取觀望態度，停止繼續投資。劉銘傳本已籌集股銀七十萬兩，但僅收現銀三十萬兩。鐵路才修到淡水，長約六十里，其中僅僱傭民工和鋪設橋樑費用就花掉十九萬兩。商人們認為成本太高，收回成本恐怕需要上百年。

困難重重，劉銘傳始終沒有氣餒。劉銘傳登上基隆炮臺，東望日本，感慨地說：“如果今天我們不做好準備，明天可能會成為他們的俘虜。”劉銘傳決定將臺灣鐵路改為官辦，將福建方面提供的一百零四萬兩白銀用於築路。他採取分段修築之法，修成一段開通一段，邊修築邊營業，以營業收入補貼鐵路建設費用。這一方法成效顯著。臺北鐵路甫一建成，劉銘傳馬上命令通車。他委派臺灣商務總辦張士瑜管理鐵路營運。張士瑜將火車分為客、貨兩部分，客車又分頭等、二等和三等車廂，不同等級規定不同的車費。頭等車廂小洋三角、二等車廂小洋兩角，三等車廂小洋一角。托執行李則按重量計算，每一百斤收小洋一角，五十斤減半。火車未開通前，臺灣人大多乘坐轎子來往，一趟轎子錢七角到八角不等；火車通行後，即使最好的車廂，價錢還不到轎費的一半，速度卻不知快了多少倍。沒錢坐轎子的窮人也可花一角小洋舒舒服服地搭一趟火車。自開通後，火車營業狀況一直不錯。最熱鬧的時候是每年開春新茶上市時。火車簡直成了茶葉運載專列，茶商們一趟趟穿梭不絕，生意著實紅火。

第二次大討論（1）

商人們逐漸認識到國內興修鐵路乃大勢所趨。廣東商人陳承德向海軍衙門申請承建天津至通州一線的鐵路。李鴻章和奕譞決定公開招募商人入股。不久，上海的報紙刊出中國鐵路公司建造津通鐵路招商集股的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