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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會看到現有的企業是如何以敏捷的變化和不同的完整度來把握它，起初是少量單位，然後逐漸增多。我們已經遇到過這種與消除企業家利潤過程有關的現象。這裡我們再一次考慮這種情況，不過是從另一個視角。

商業週期（9）

第三，這解釋了企業家成群出現的現象，並且的確達到了消除企業家利潤的境地，這首先發生在出現創業者的工業部門。現實情況也揭示了每一個正常的繁榮都開始於一個或幾個工業部門（鐵路建設、電力、化學工業等等），而且繁榮的特徵形成於其產生產業的創新活動。但是，先驅者不僅在他們首次出現的生產部門為其他人消除了障礙，而且，由於這些障礙的性質，實際上也在其他部門消除了障礙。後來的跟隨者可以模仿很多事情；這種事例也對他們起作用；許多成果或者成就也適用於其他部門，例如國外市場的開發，暫不說很快就要出現的次重要的情況——上升的價格等等。因此，第一批領導者的影響力超越了他們直接活動的範圍，從而企業家團體將進一步增加，經濟系統與在相反的情況下相比，將更迅速、更完全地被引入技術的和商業的重組過程，這一過程構成了繁榮時期的意義。

第四，發展的過程越為人們所熟悉，障礙隨著時間的程序變得越微弱，且發展的過程對所有涉及的方面越來越變為計算的問題，那麼，引發創新所必需的“領導才能”就越少。因此，企業家成群的出現就變得越不顯著，同時週期運動也變得越溫和。很明顯，我們解釋的這個結果也已經被事實所證明。經濟生活的日益托拉斯化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即使在今天，它與其銷售以及金融需求大規模的聯合仍然如此地依賴於市場形式，這個市場形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於競爭，以至於創新帶來的普遍益處延遲到蕭條時期，尤其在建築業——比如像美國鐵路政策的例子——偶爾也可能發生。然而，只要能起作用，這個要素也就能證實我們的解釋。

第五，新組合的成群出現，很容易並且必然地解釋了繁榮時期的基本特徵。它說明了為什麼不斷增長的資本投入是即將到來的繁榮的首要徵兆，為什麼生產生產資料的產業首先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激勵，更重要的是，為什麼鐵的消費增加。它能夠解釋新的購買力的大量出現，從而解釋繁榮時期價格的特徵性上漲，顯然，這些問題僅靠需求的增加或成本的上升是不能解釋的。進一步說，它解釋了失業的下降以及工資的上升，利率的上升，貨運的增加，對銀行收支和銀行儲備的日益緊縮等等，並且正如我們已經說的，它還解釋了次級波的釋放——使得繁榮遍及整個經濟系統。

（c）企業家成群的出現是繁榮產生的唯一原因。它對經濟系統的影響，與如果企業家按時間分佈均勻地連續出現所帶來的影響在本質上不同，只要它不像後者那樣，即連續地出現，甚至是不可察覺的，對均衡狀態的干擾是一種跳躍式的干擾，一種有著不同重要性順序的干擾。儘管由企業家連續出現所引起的干擾可以被連續吸收，而企業家成批出現則必需是一種特殊的、可識別的吸收過程，並且這個過程能夠合併新事物，能夠使其適應經濟系統，它是一種清理的過程，或者就像我過去說的，它是一種達到新的靜止狀態的途徑。這個過程就是週期性蕭條的本質。因此，根據我們的觀點，它可以被定義為朝向新的均衡狀態的經濟系統內的鬥爭，它適應了因繁榮的干擾而改變了的環境。

這個問題的本質不在於這一事實：僅僅關心制定本企業計劃的單個企業家，完全不考慮其他企業家會成群而來，從而遭致失敗。從個別企業的角度看是正確的行為，它的成果可能因許多類似行為的普遍影響而被剝奪，這當然是真實的。當我們解釋了生產者是如何在他們努力尋求最大利潤的過程中，發動趨於消除整個經濟系統剩餘價值的機制的時候，我們就能理解這方面最重要的這個例子。同樣，普遍作用在這裡也可能導致錯誤，而這種作用對個人來說可能是正確的，實際上，這個因素在大多數危機中都起著作用。因為儘管企業家已經事先知道其後會有大批的跟隨者，並且也不能使企業家攻其不備，但是對情況的規模以及發展速度可能常常誤判。然而，因繁榮所引起的干擾，其本質並不在於它常常擾亂企業家對未來的估計，而是在於下面三種情況。

商業週期（10）

第一，新的企業家基於新的購買力對生產資料的需求——著名的在繁榮時期的“爭奪生產資料的競爭”（引自萊德勒的話）——抬高了這些生產資料的價格。實際上，這個趨勢被這一事實所削弱：至少某些新的企業並不是與老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