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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規模的增長，而僅表明它們的邊際效用的增長，這是因為從當前流行的用途中抽取出生產工具，生產就不能像以前那樣進行，因此只有提高生產工具的利用強度才能達到滿意的程度。在其他情況下，情況有很大不同，即新產品的價值進入生產資料的價值規模中。這也可能使生產資料的邊際效用上升，但它也提高了生產資料的總價值，當考慮所支配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巨大時，這一差別有實際的重要性。因此，這時生產手段的價值表明一個事實，即滿意度的新增長依賴於這些生產手段，而且僅僅依賴於這些生產手段，勞動和土地的產量變得更大了。這時它們所賦予的價值將不再是在以前迴圈流轉中它們被賦予的價值了，而是它們在新的迴圈流轉中實現的價值。在這種轉化的時候，把高於它們的重置價值的價值歸屬於它們，是沒有意義的。這時它們的重置價值已經包括新的使用方式的價值了。

社會產品價值的增長使生產手段的價值跟隨其增長，事態的新形勢將很快用一種新的價值替代舊的、已習慣了的價值，這個新的價值最終也會成為人們習慣的價值，它是以新的邊際生產力為基礎的。這樣，產品價值與生產手段的價值之間的關聯將重新建立。在新體系中的這兩類價值之間，也像在前一階段那樣，沒有差異。如果一切都以理想的狀態完美地起著作用，那麼共產主義社會這時如果把所有產生的產品看做是對它們的勞動和土地的永久性的回報，並把它們在其成員內分配以消費，那是十分合理的。上面的這些事實不會對此有任何異議。

於是，在非交換經濟中利潤的消失過程，與資本主義制度下利潤的消失過程，是十分類似的。但是，資本主義制度下這個過程的另一部分，也就是由於競爭廠商的出現導致新產品價格的被迫下降，在非交換經濟下必然是不存在的。當然，這裡新產品也必須被納入迴圈流轉中，新產品的價值也必然與所有其他產品的價值有關係。理論上，我們仍然可以把創新的實現，與在迴圈流轉中創新所體現的過程，有區別地看成是兩種不同的事情。但是也很容易看出，實際上，這兩者是否真的同時發生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在非交換經濟中，能夠證實一種剩餘是歸因於企業家活動，就足以解決我們所研究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剩餘要到達企業家手中，只有藉助於市場機制，而且只有透過這一機制，這些剩餘才能再被剝奪掉。這樣，除了單純的價值問題，還有一個是利潤如何在實際中落入企業家手中的問題。這個市場機制創造了許多在非交換經濟中肯定不存在的現象。

企業家利潤（12）

儘管如此，在所有的組織形式中，不僅利潤的最內在的經濟本質是相同的，而且利潤消失過程的最內在的性質也是相同的。在所有情況下，那些阻礙整個產品價值歸屬於勞動和土地服務的障礙，或者，根據具體情況，那些使勞動和土地價格與其產品價格不在相適應的水平上的障礙，終歸是要被消除的。這個原則是：經濟過程，如果不受阻礙的話，首先它不允許個人產品有價值剩餘。其次，總是強制生產手段的價值上升到產品的價值水平，這一原則始終處於支配地位。這些原則在非交換經濟中也直接有效，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它們是透過自由競爭得以實現的。在後一種情況下，由於自由競爭，生產手段的價格必然要將產品的價格完全耗盡。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產品的價格必然會相應地下降。如果在這些情況下，利潤竟然還存在，這僅僅是因為，從一個沒有剩餘的狀態過渡到另一個也沒有剩餘的狀態，一定要藉助於企業家，此外還要滿足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個必要條件，即企業家的利潤不會因為有競爭就立刻被奪走。

利潤依附於生產手段，就像一位詩人對他已完成部分的詩稿的盡力。此時沒有哪一部分利潤可以歸屬於生產手段，而且擁有和使用生產手段也不是企業家職能的內容。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最重要的是，利潤也不是因為對原先的生產手段採用新的用途以後，所帶來的價值的持續增長。讓我們考慮在奴隸經濟的情況，在那裡，土地和勞動者屬於企業家，企業家為了實施新的組合而購買土地和奴隸。人們可能會說，在這種情況下，支付給土地和勞動力的價格，將與迄今通行的僱傭情況相適應，如果存在這種僱傭的話；利潤是土地和勞動力從現在直到永久生產的產品價值的超出值。但這是不正確的，有兩個原因。首先，新產品收入將達到一個高度，但競爭必然又將它拉下來，因此，這種構想並不能估計利潤要素。第二，持續的剩餘量——只要它不是準地租——在經濟意義上，只是勞動工資的增長（當然，在這裡，它屬於“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