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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公用事業車的是威廉·弗雷克。弗雷克先生在我妻子去世的那天是三十八歲,那時他正光著膀子開車,一邊開一邊想他多麼想衝一個涼再來一瓶冰啤酒啊,也可以是先來一瓶冰啤酒再衝一個涼。他和另外三個男人工作了八個小時,在機場附近的哈里斯大街延伸段上鋪瀝青,大熱天裡這是一份烤人的工作,弗雷克說他可能是弄得有一點太快了——在時速三十八英里的地區達到了四十英里。他急著回到車庫,簽字結束當天的用車,並坐進自己有空調的福特—150的車裡。另外,垃圾車的剎車雖然能透過檢查,但離最好的狀況差遠了。弗雷克一看到豐田車開到面前就踩了剎車(也按了喇叭),但是太晚了。他聽到輪胎尖厲的聲音——他自己車子的,還有埃絲特車子的,她後來意識到了她的危險——並有一會兒看到了她的臉。
“這就是最糟糕的部分,”當我們坐在他家陽臺上喝啤酒的時候,他對我說。那時是十月份了,雖然太陽暖暖地照在我們臉上,但我們都穿著毛線衣。“你知道人坐在垃圾車裡有多高,對吧?”
我點了點頭。
“她正抬起頭來看我——你會說是伸長了脖子——陽光照在她臉上。我可以看到她有多麼老。我記得當時在想,‘見鬼,如果我不能停住的話,她會像玻璃一樣粉碎的。’但是年紀大的人通常比較結實。他們讓你驚奇。我是說,看看事情的結果,這兩個老女人還活著,但是你的妻子……”
說到這裡他停了下來,他的臉頰猛地泛出亮紅色,像一個褲子拉鍊沒拉好而在校園裡被女孩子們嘲笑的男孩。真有趣,但是如果我笑出來的話,只會把他弄糊塗的。
“對不起,諾南先生,我沒管住我的嘴。”
“沒關係,”我對他說,“無論如何,我度過了最糟糕的時候。”這是一個謊言,但讓我們的談話回到了軌道上。
“總之,”他說,“我們撞到一起了。很大的一聲巨響,駕駛員這側的門凹進去的時候發出嘎嘎的響聲。玻璃也打碎了。我狠狠地撞在方向盤上,有一個多星期我一呼吸就疼,並且我這裡有一大塊淤血。”他在緊靠鎖骨下方的胸膛上比劃了一個弧形。“我的頭重重地撞在擋風玻璃上,把玻璃都撞碎了,但我頭上只有一個紅腫的小包……沒有流血,甚至沒有頭痛。我老婆說我天生長個硬腦殼。我看到開豐田的這個女人,依斯特琳太太,被甩得趴在前排座椅間的儲物櫃上。最後我們都停住了,在大街中央亂成一團,我下車去檢視她們倆傷得怎麼樣。我告訴你啊,我本以為會發現她們都死掉了。”
她們中沒有一個死掉,她們中甚至沒有一個不省人事,雖然依斯特琳太太撞斷了三根肋骨並且骨盆錯位。迪奧塞太太離開撞擊處有一個座位的距離,當她的頭碰在車窗上的時候,大腦受到了震盪。這就是全部;她“在家庭醫院得到治療並出院”,《德里新聞》總是這樣報道這些事情的。
我的妻子,從前的馬薩諸塞州馬爾頓市的喬安娜·阿倫,從她站在藥店外面的地方看見了這一切,她的皮包甩在肩後,一隻手拎著處方袋。像弗雷克一樣,她也一定認為豐田車裡的乘客或者死了或者傷得很重。撞擊的聲音低沉而震撼,像沿著球道滾動的保齡球一樣在炎熱的中午的空氣中滾過。玻璃破碎的聲音像鋸齒一樣鋒利。這兩輛車子在傑克遜大街的中央猛烈地糾纏在一起,骯髒地橙色卡車像專橫的家長威嚇畏縮的孩子一樣壓在淺藍色進口車的頭上。
喬安娜開始穿過停車場向大街跑去,其他人也在她周圍一起跑過去看。其中一位,吉爾·丹巴雷小姐,事故發生時正在瀏覽“無線小屋”的櫥窗。她說她記得自己跑過了喬安娜——至少她非常確定她記得有人穿著黃色的寬鬆褲——但她不能確定。那時候,依斯特琳太太正在尖叫她受傷了,她們翥受傷了,有沒有人來幫幫她和她的朋友艾琳。
跑過停車場的一半,在一排售報機附近,我的妻子倒下了。她的皮包的揹帶還掛在肩頭,但她的處方袋從手裡滑落了,鼻腔吸入劑也滑出了一半。其它東西還在口袋裡。
第1章(中)
沒有人注意到她躺在售報機旁邊,每個人都在關注撞在一起的車子、尖叫的女人和不斷擴散的一攤從公用事業卡車破碎的水箱裡流出來的水和防凍劑。(“那是汽油!”快速沖印店的員工對願意聽他話的人喊。“那是汽油,夥計們,當心不要爆炸。”)我猜想一兩個想做援救者的人可能已經跳到她身邊,也許認為她昏倒了。在溫度要衝高到華氏九十五度的天氣裡,假定這樣的事情會發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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