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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之道既是禮又是法。後世學者稱荀子進獻給君主的是禮法並重的“禮治”。

顯然，無論是禮還是法，仍然不足以稱之為治國之道。荀子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其“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道，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懸重，愚不得以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荀子所主張的正是打破世族門閥、專論士子才能的文官制度。這也是前述荀子禮治的特異之處。與世祿之制恰好相反，他的取官原則就在於立公制以擯私意。因為取官之私意，恰恰來自於君主；所以，立制度之公正以防君主之私心。

實際上，儘管荀子在“法”的取向上搖擺不定，但其主張大致還沒有超出儒家慎刑的範圍，所謂“凡刑之本，禁暴惡惡，且懲其末也”。其政治思想與孔孟精神仍然是一致的，即以人為本以法為末，因為“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有了法也得有人來執行，關鍵還是看執行的人是不是君子，否則也只是有法的名義。誠哉斯言！

六、管子：君之當尊，民為君用（1）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管子·重令篇》

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管子·牧民》

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管子·霸言》

管仲和儒家幾位思想大師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治國之術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儘管他出身卑賤卻做到了齊國的宰相，而且還被齊桓公尊為仲父。齊桓公和管仲之間有長達四十餘年的通力合作，齊國也因為他管理有方而躋身於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40年間，管仲相於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死後，齊國也隨之轟然坍塌。

管學既非儒家，也不是法家。他的尊君理論比荀子更為徹底，為君主辯護，他幾乎肝腦塗地；而對於法治，他與申不害、商鞅、韓非、李斯也不一樣。《漢書》將其列為道家，而後《隋書》則將其改列為法家之首，可見其內容混雜，難以歸於任何一個門派。蕭公權先生早就說過，儒家的民本位思想基本上承續了宗法封建社會的餘脈，而法家的君本位思想則是宗法封建衰微、君主專制突起後的產物。後世學者視其為商韓等法家學術的先驅，但又不是法家的開山鼻祖。恐怕只能如此。

儒家思想倡導正名守禮。這雖然有點迂腐，但也可算是儒學的標記。不過，真正區分儒法兩家的標準，卻是“君”“民”在各自思想中的地位。儒家貴民，而法家尊君。儒家諸子之中，孟子宣示“民貴君輕”；荀子雖有尊君之說，但其尊君仍然是為了養民，可謂是尊君以貴民。倒是法家尊君之極，人民不過是國家富強的墊腳石，甚至人民不過是愚頑不化的禽獸，需要君主與官吏的鞭策。

尊君牧民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管子·任法》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己用也。――《管子·霸言》

管子之學裡有法家君本位的思想，又與法家有所區別，因為管學並未完全掙脫封建與宗法的背景。不過，“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就是出自他的名言，其論君之道，當屬後來法家思想之發軔。

管仲認為，君主一身為全國治亂之所繫，所以“安國在乎尊君”；管學特別賦予了君主至高無上的獨斷之權，“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所以君主必須獨居崇高之位以專擅賞罰之柄。“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下。”尊君的精髓盡在於此，堪稱法家之思想。

不過，管子所論君道與商韓等法家的言論仍有不同。法家拋棄了宗法制度，另立君主專制為最高理想，卻又擔心君主私自亂法給了奸佞之臣可乘之機，所以並不要求君主有多麼高尚的德行，只是認為君主應該隱藏一切，讓臣下覺得高深莫測。這一點比管學更為深入了一步。管子只是提出了前半截，後半截倒讓法家接續了過來。管子雖然倡導了戰國時代任法的先聲，但其自身並未脫離封建宗法的影響，雜糅了人治法治的理念，甚至非常容易讓人找出其前後相互牴牾之處。

尊君之論，管子與荀子貌似區別不大，但對於人民的看法則迥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