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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禮重法”的選擇。

尊君以禮　可誅可殺

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荀子·王制篇》

天下專制前夕，法家春風得意。儒家的禮樂仁義之政不能進入諸侯君主的法眼。荀子堅守了儒家的仁政之本，但是想要做官還得放下身段貼近現實。孔子雖有忠君之論，但沒有明說，只是為了飯碗，做官而已；孟子則貴民輕君，沒有衣食之虞，懷抱修身兼濟之才，做不做官進退自如；到了荀子，則大唱尊君之論：“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將尊君列為儒家要道之一，甚至開始大言不慚地宣稱“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這與孔子的“天無二日”並無顯著的差異。

既然走出了這一步，再度滑行又何妨？荀子繼續大放厥詞，“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服從，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後世學者認為，這與法家已經區別不大，甚至還有背離孔孟之學的意味了，與同時代的孟子也大相徑庭。孟荀都生在國霸君威之時，不過，孟子以仁政抗擊時代潮流，而荀子則就時勢自立學說。荀子的禮治之術，不外乎明貴賤、別上下、異君臣三大要點，在他看來，不尊君則談什麼都是空談，所以君不可二，勢在獨尊。

君主在荀子的治國理想中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說，“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不過，他也強調，“君者善群者也”。他認為，國家政權產生於聖智之君主，政府管理也得靠君主維持。治亂繫於一人，則尊榮殊於萬眾，“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君主的職責就是規定全國臣民的權利和義務，並監督他們。如果君主沒有至尊之位，至大之權，那就難以行使他的職責了。荀子將孔孟之學轉身而接近法家之學，所以唐宋之後，儒者反而將孟子之學奉為儒學正統，而荀子倒居然成了儒學身體上的瑕疵，是孔門異端。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後來法家的中堅人物――韓非、李斯等人恰恰就是出自荀子之門下，幾乎成了一大反諷。後世學者說，儒家思想有過法家化的趨勢，就是出自荀子時代的變異。

不過，身為儒家之後，荀子雖然有尊君重禮的強烈傾向，但還沒有完全廢除儒學中的民貴之本，與法家純粹以君主為政治主體仍有一點差別。如果真要美言荀子之學的話，那也可以說，荀子尊君的理由不過是因為君主的職位。可能在荀子的想象中，君主是一個高貴威嚴的公僕罷了。如果君主不能盡其天職的話，那就沒有了君主的尊嚴了，甚至可廢可誅。因為荀子還說過，“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而且“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如果君主不能盡到他自己的責任，那自尋死路也是咎由自取。這一點與孟子的“誅一夫”之論並無二致，所以荀子還能算是儒學中有點血性的聖徒。

禮法交糅　治人治法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荀子·王霸篇》

實際上，禮與法之間很難界定，因為在先秦的封建宗法社會之中，冠婚喪祭、鄉村飲酒以及朝會聘享等儀禮已足以維持社會秩序。戰國分崩離析之時，宗法關係一度失效，制度因此而出，也稱之為禮。法家是力主刑名制度的。禮法相混也呈現出封建時代向專制時代過渡的特點，荀子的禮治思想恰好如此。也有人說荀子是援法入禮。講究禮治使荀子不算是純粹的儒者，而接近於法又使荀子難登申商法家之堂，所以荀子總是有非儒非法的尷尬。

荀子認為禮與法是一樣的，所謂“非禮，是無法也”。禮就是法，梁啟超先生說：“荀子所謂禮，與當時法家所謂法者，其性質實極相逼近。”不管怎樣，宗法強盛之時，王族世卿可以參與政事，君主不能擅權；荀子覺得，君主應該專權但又不能獨治，君臣分工各有職守，下移上侵，都不可以。

荀子的禮法無非是等級名分和政令制度。劃分了君臣百姓之間的等級之後，荀子急欲使儒家擺脫窘境，進入廟堂之上，就在政令制度上向法家看齊。既要證明儒家的“禮”為治世之道，又不得不承認“法”的治國方略。荀子調和的目的就是，禮與法同為治之本，所謂“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