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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

西方自19世紀初期就開始出現名目繁多的私人基金會，到20世紀的美國逐漸形成一種完備的社會制度。這種基金會，是指“非政府的、非營利的、自有資金（通常來自單一的個人、家庭或公司）並自設董事會管理工作規劃的組織，其創辦的目的是支援或援助教育、社會、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動以服務於公共福利，主要途徑是透過對其他非營利機構的贊助。”①基金會的本職就是“花錢”，有意義地花錢，是負責研究並組織實施怎樣使積聚的財富最大限度地造福社會。他們傾向於認為，現代個人主義擁有言論、信仰、擺脫匱乏、擺脫恐怖和給予的“五大自由”。財富對於個人不是一切。“富人進天堂比駱駝進針眼還難。”古訓不一定是每個人都信奉的真理，但建立在古訓所代表的價值觀念基礎上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支配著人們對於財富的聚散之道。好聚，好散，聚散之間，人生得寬餘。幾個世紀以來，貫穿於基金會等公益事業的精神，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以及個人與社會榮枯與共的價值理念。所謂“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沒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區別之一就在這裡。

建立在這種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背景下的個人財富，他們不會考慮如何將財富一定留給自己的兒孫，任何子女也別期望從祖上那裡繼承多少財富，坐享其成，因為那是一種人生恥辱。人生最光榮的夢想，是自己創業。

曾經位居世界首富的美國人比爾？蓋茨，在自己50歲生日時宣佈，他將把數百億美元的98％捐獻給社會，三個孩子每人只能得到1000萬美元股份和價值1億美元的住宅。他相信，沒有長輩的餘蔭，子孫的尊嚴與能力也能得到充分保護。

曾經排名世界第二富的美國人沃倫？巴菲特，在自己的遺囑中決定將財富的98％捐獻給社會公益事業，並且不留一分錢給自己的子女。他認為：“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孃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①

曾經有兩個厄瓜多人在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廚房工作，2001年“9？11”事件中，他們都不幸遇難了。事後，美國聯邦政府迅速成立了“受害者賠償基金”，對所有遇難者遺屬進行補償，他們的親人因此可以一夜暴富，分別獲得高達百萬美元的財富。可是，這兩位遺屬面對這份意外的財富，都表現出令人崇敬的樸素的財富觀。

一位妻子38歲，丈夫不幸罹難後，她和兒子相依為命，蝸居在地下室裡。因為三餐不繼，加上居住環境惡劣，兒子得了哮喘病，連房租都付不起，哪裡有錢去看病。有關部門終於找到他們，並說服他們領到160萬美元的補償，他們依然過著儉樸的日子。她說：“這筆錢是我丈夫留給我們的最後一個禮物。生活啊，無論災難還是財富，都請不要改變我，讓我還是原來的我……”

另一位是35歲的丈夫，妻子不幸遇難後，孩子僅有8個月大。拿到220萬美元的補償，他把錢全部存進銀行，以此作為女兒的教育成長基金。他仍然租住在原來狹小的公寓裡，仍然按時上下班。他說：“再多的錢，也無法換回我妻子的生命。她對我才是最珍貴的。”

儘管遭遇人生的殘缺，他們卻祈禱別讓命運改變最初的純樸；儘管已經一夜暴富，他們仍然自食其力，堅持勤儉地生活。②

中國近代先賢林則徐生平不置恆產，有人勸他積些錢財，使子孫將來生活不致困苦。林則徐說：“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林則徐是相信兒孫自有兒孫福，將兒孫的幸福交給命運。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是相信社會，社會好才是每個人最可靠的保障，兒孫的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

可惜的是，我們這個社會部分進入小康，擁有財富還為時太短，精神心理準備嚴重不足。奔奔的爺爺奶奶們因為財富而惴惴不安，並將無限的壓力轉嫁到年歲幼小的孩子身上。很多男孩子因此而承擔著過度的關愛和過重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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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家庭，我們寵愛過度（1）

計劃生育政策是我國已經施行，並將繼續施行的一項基本國策。在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的同時，孩子生長的家庭環境改變了。一對夫婦加一個孩子的三口之家，成為很多家庭，特別是城市家庭的基本構成模式。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是沒有同年夥伴的環境。孩子們沒有與兄弟姐妹打打鬧鬧，分分合合的經歷，也就失去了透過手足之親學習人際交往的機會。而祖輩、父輩兩代人的關愛，都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非常易於造成寵愛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