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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或不可思議，但當時的生活就是如此。毛澤東時代所留給我們的遺產——關注精神而輕視物質的激情，猶存於每一個“７７級”、“７８級”大學生的心間。而這一點與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又是何其的相似，以至於當我每每閱讀布羅茨基那篇著名的《小於一》時，常生出一種“刺人心腸”的時代共鳴感。他說：我們從來沒有自己的單獨使用的房間與女孩*，女孩子也沒有她們自己的房間。我們的愛情活動主要是散步和談話（按：這與我們中國當年的情形何其相似；兩手空空的散步和談話也成為我們當時精神生活的亮點）。倘若把我們走的路程用裡數來計算，那必定是個天文數字（按：我就曾徒步走過１００公里去見一個朋友小顏，接著又邊散步邊談話近５小時。後來，我把這一徒步行走與談話經歷寫入詩中：“我記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我們談了許多話，走了許多路/接著是徹夜不眠的激動”（《惟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再後來，我開始思考“徒步”這個詞。徒步在中國的古代總是與山水與會友相聯絡的，古人云：行千里路。就可以理解為一種徒步的形而上學，如陶潛在《時運》中寫的“襲我春服，薄言東郊”，講的便是徒步行走在山水間感悟自然的事。這一點還影響了後來的美國山水詩人加里·斯奈德，他在《仿陶潛》一詩中這樣寫過：“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　/　&　hike　across　Tamalpais。”而如今在中國一切早已改變，“徒步”一詞在毛時代已從古典山水遊歷中脫出，獲得了另一種獨特的現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輕物質的美感。它甚至成為了我們成長中某種必須的儀式：如早年的紅軍長征、“*”中的紅衛兵大串聯，以及蕭索的七十年代，那時一個人連坐長途汽車或火車去見一位朋友也會讓他陡升起一種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徒步的緊張和複雜的感情與莊嚴）。破舊的棧房，工廠區的河沿，雨天公園裡溼漉漉硬邦邦的長凳，機關大樓的陰冷的門洞——這些便是我們當初獲得感情享受的標準佈景（按：即精神佈景）。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所謂的“物質刺激”。布羅茨基：《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王希蘇、常暉譯，桂林，灕江出版社，１９９０。而北島“回答”的激情，正好供給了那個時代每一個內心需要團結的“我——不——相——信”的聲音。那是一種多麼巨大的毀滅或獻身的激情！彷彿一夜之間，《今天》或北島的聲音就傳遍了所有中國的高校，從成都、重慶、廣州中山大學等許多朋友處，我頻頻讀到北島等人的詩歌（而在當時的《今天》中，我只喜歡北島一個人的詩）。這種閃電般的文化資本傳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講究高效率的出版發行機制下都是絕對不可思議的。這或許應歸功於我上面所說的那個時代特有的“現代”傳播形式及傳統：走動——串聯——交流，尤其是那個時代老式但快速的政治列車，它幾乎是以某種超現實的魔法把一張寫在紙上的詩旦夕之間傳遍全中國。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五、從貴州到“今天”（7）

《今天》的成功模式讓我想到了前蘇聯的地下刊物的運作過程，雖然二者並不能作簡單類比。

馬克·斯洛寧對蘇聯地下刊物有詳盡敘述：二十年代，自由刊物遭到禁止，革命前的一些出版社都被封閉；從此以後，國家對文學藝術所施加的壓力就逐年加強。結果，許多詩歌、文章和短篇小說都因有“顛覆性”或曖昧的內容而沒有獲得在“合法”刊物上發表的機會；於是它們開始以打字稿的形式在主要是知識分子中間流傳。但直到斯大林逝世為止，這種“刊物”只是偶然出現，範圍很小，地區也很分散。不過，從那時起，它就具有廣泛而有組織的活動的特徵，成為自由發表意見的一種出路，並獲得“薩米茲達特”（俄語的意思是“自發性刊物”）的名稱，這一著名的名稱不僅在蘇聯，而且在西方也使用了。《薩米茲達特》以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為中心，並小範圍地在一些省城逐漸擴充套件成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複製的一種真正的地下刊物。……《薩米茲達特》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因素，也成了使保安機構傷透腦筋的偵查物件。“薩米茲達特”的活動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５年間達到了全盛時期。後來，它不僅涉及到詩歌和小說，而且還涉及到政治、哲學和宗教。１９５７年，帕斯捷爾納克那部長達五百六十多頁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在蘇聯遭到禁止，在西方卻以原文和多種譯文出版，這時，該書被偷偷地帶進俄國，由《薩米茲達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節。這是一種雙向交流的開端：許多最初由《薩米茲達特》傳播並秘密送往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