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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一口抒情的《金鐘》響遍了校園，甚至響遍了重慶、貴州、昆明、西藏，年輕的大學生們爭相傳唱其中一行“做我的妻子吧”，詩人當時並不知道他將為美麗的抒情付出何種代價；如今代價已兌現，很快；大學畢業不久；他就成了一名機關幹部，負責牆報及共青團工作。看來那“表層的”抒情或許非要某種內部的“邪惡”來支撐，比如波德萊爾、魏爾倫，甚至維庸，但他從一開始就與這個品質無緣。這也讓我想到在論述波德萊爾時所說的一段話：“在某種悖繆的意義上，做惡總比什麼也不幹好，至少，我們存在著。認為人的光榮是他的拯救能力，這是對的，認為人光榮是他的詛咒能力，這也是對的。”為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在談論波德萊爾時說過的一句至理名言：“人在本質上是壞的。”

很快，我又從彭逸林的來信中得知北京出現了一批“今天”詩人，北島、芒克、江河、顧城、楊煉、舒婷，我從彭逸林激動的筆跡中新奇地打量這幾個名字，恍若真的看到了“太空來客”。一個老詩人卞之琳（彭逸林與他有過通訊）的名字也出現了，他在新一代詩人中再度以他早年的四行《斷章》引起轟動。“年輕的”（剛復刊不久）《世界文學》雜誌歡快地刊登出卞之琳譯的瓦雷裡的幾首詩。在譯者附言中他提到梁宗岱教授是中國介紹瓦雷裡詩歌的第一人。而梁宗岱就是我校的教授，就在我的身邊，後來我與梁教授有過較深的交往，他的高傲和天真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五、從貴州到“今天”（6）

幾乎也就在那同時，我讀到了波德萊爾的詩歌。事情來得非常偶然。王輝耀，我的一個同學（他後來成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駐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經濟參贊），他彷彿是神隨便派來的一個使者，他把一本雜誌（《外國文學研究》，徐遲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傳到我的手中。就是這本雜誌在我決定性的年齡改變了我的命運，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閱讀隨之作廢（注意：僅指能指，即形式意義上的作廢），但早年那些看似無意思的閱讀卻為我的反叛性或離奇的革命性打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基礎，若沒有這個基礎，何來與波德萊爾的一見如故及息息相通。此時，一幅波德萊爾的肖像——《我精神上初戀的象徵》——已呈現在我的眼前，下面有一行文字註釋：“吸食大麻、鴉片之後的詩人波德萊爾。”大麻、鴉片、詩人……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仔細觀察這位詩人。他神思飄浮，溫馴的眼睛略帶一絲冷漠，大麻已融化了他那易於激動的內心，一滴清淚欲從他的眼角無言地滴下；他倦怠而優雅，一隻手纖細地支著頭，輕柔地瞧著我。這樣的神情對他是少有的。我後來見過他大量的形象，全部都是傲然不屑、冷若冰霜，眼睛放射出逼人的憤世嫉俗的寒光。這個雪白的“撒旦”，嘴唇的線條特別挑剔，翹起的下巴堅毅絕倫，百年之後他又來到我們中間。我們詩人中至美的危險品、可泣的亡魂，我的心抵擋不住他的誘惑，就要跟隨他去經歷一場“美的歷險”。

突然，我的目光轉停在《露臺》這首詩上。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讀著……就在那一夜，１９７９年秋天廣州北郊一個風景如畫的校園的白夜，一粒耀眼的星火已確切地點燃我生命通往詩歌之路的導火線，我就要開始我那真正的燃燒之旅了，“因為是這樣的美景良辰，人世正有許多好事情要做。”（胡蘭成）

閱讀隨之鋪開，抄寫與練習交替進行。

我的第一首“現代派”詩歌（嚴格地說應是浪漫主義的）是《獻給愛琴海》，一個遙遠的地名由於翻譯的原因恰恰與中國的“愛情”一詞諧音。我從“愛琴”到“愛情”顯得又愚蠢又滑稽，可在當時我卻鄭重其事，不遺餘力。空空如也的浩嘆，華而不實的語言根本不能表達我生活的經驗，更談不上詩的形式與技巧了（這首詩受到彭逸林的加倍鼓勵，一時信心大增），但我卻寫得熱淚盈眶、百感交集。我那２３歲的朦朧激情，我那幼稚而可笑的“愛琴海”（或愛情海）非要不顧一切地獻給一個空想的美人；從這個不知名的美人出發，我不分晝夜地寫詩。一天，我碰巧在《詩刊》（以前從不讀《詩刊》）讀到北島的《回答》、《習慣》、《迷途》。緊接《露臺》“母親般”的震盪之後，《回答》又帶給我“父親般”的第二次震盪。

那震盪也在廣州各高校引起反應。我看過楊小彥（他現在是中山大學傳播系教授）一個很漂亮的筆記本，上面抄了許多北島的詩，當然也有這首“可怕的”《回答》。確實可怕，一首詩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靈的風波。這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也許顯得不太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