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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時期。

我抄錄布勒東的《娜嘉》，深受他“任何東西只要是奇異的就美麗的”影響，他開啟了我的感官，讓我更大膽、更勇猛地靠近了以他為首的*主義和弗洛伊德的詩歌突擊隊、美的行刑隊——超現實主義軍隊。我接受他們的必須的錯亂和對潛意識發出的深淵般的指令：用詩歌化學的地獄推翻資本主義的金錢天堂，用“飛行”完成我們畢生的“超現實主義之夢”。在布勒東的直接指揮下，我終於在１９８２年夏天寫出一首讓一個日語研究生流淚的詩（他的淚水我至今不明白，當時在場的小說家周忠陵也不明白）《震顫》。《震顫》惹出的一個男人的眼淚本身就是一個超現實主義之謎，這個謎被永遠保留在重慶，北碚周忠陵的家中，保留在１９８５年初夏的一個風景熱烈的下午。誰人能破譯張剛的“震顫”之淚，或許歐陽江河能破，他也認識這位頗有才華的青年，也記得他的“震顫”之淚。

偉大的、太富傳奇的、愛擺認架子的、鼓吹中世紀經濟學的２０世紀詩歌之王——龐德，他只作為一種精神一直激勵著我。

我在寫詩的初期還短暫地、毫不費力地喜歡過何其芳、戴望舒，但可惜卻從沒有喜歡過徐志摩。而我對卞之琳和廢名的喜愛是持久的。“化歐化古”的卞之琳，除了那首被大眾糟蹋得體無完膚的《斷章》以外，我喜歡他至少２０首詩。他有一點像拉金，也有一點像韓東，一個態度嚴謹，經得起推敲的詩人，一個冷峻的生活旁觀者，充滿現代中國式的詩人智慧，現代中國式這一點相當重要（不要談傳統，“中國”這兩個字本身就自帶傳統了）。我無條件地喜歡廢名的全部，他的所有文字，他的詩、他的小說，甚至他的人，他的樣子、他的衣服、他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廢名需要真正意義上的被重新發現、被徹底地發現，需要成立專門的廢名研究所吸引為數不多的堅貞的廢名研究者用畢生心血寫出一本又一本關於他的學術專著。廢名是不好說的，他既不是謎、夢，也不是一個形容詞，不是現代的、也不是古代的，他或許是中國文人精神中最綜合最神秘的“一團”，這“一團”除了讓我們迷戀之外，仍然只能迷戀。以上是我１９９３年的認識，後來我對他的看法有了一些變化。　。　想看書來

二、抄詩與表達（4）

抄寫滾滾向前，“表達”即將在望。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一個晴朗得出奇的夜晚，我獨自遊蕩在校園的林蔭道上，來回不安地徘徊的我不知不覺走到一塊草坪的中央。

突然一個詞跳出來了——表達。我前兩天讀一本英文書時碰見的那個詞，它正好是一首英文詩歌的標題；當時我對這個詞立刻產生了感應，久久地注視著這個孤零零的單詞，竟然忘了讀這首詩。此時，耳邊又響起了這個詞。是什麼東西再次觸發了它？一個聲音在田野深處顫慄著不可名狀的美之恐怖，那是“蛇纏住青蛙發出的聲音”；我還聽到不遠處水流的聲音，清越的風濤吹斷一截嫩枝的聲音；夜草間蟋蟀和昆蟲的低吟；聲音在集中、在指出，向耳畔、向氣氛傳達著意義。我訓練了一年的感官熟稔地開啟了，彷彿門猛然開啟沉入清新的風中，吸納著南方夜色中的萬物——一個影子、一朵花、一棵樹、一陣風、一段流水、一塊石頭、一個聲音……我不可救藥的勞動緊張地展開，追逐著、效忠著一首詩的第一行；神經在激動中由黑變紅，又由紅變白，渴望著墮入、恍惚、甦醒或完成。當我再次醒來，我已在一座石橋上坐著，水從橋下流過，一段樹木帶著它枝條的暗影浸在水中。南國秋天的溫度柔婉而溼潤，語詞卻在難受中幸福地滾動，從我半昏迷的頭腦直到發燙的舌尖，終於串串詞語與所有的聲音融洽匯合了。我聽見自己吐出順利的第一句：“我要表達一種情緒……”，川流不息的詞語按照我的自由意志被編織成一個環境、一個圖案、一個夢，舒緩沉鬱的激情在自如的韻律中達到最後一個延續的音符，“因為我們不想死去”。僅僅３０分鐘，“白色的情緒”讓我陷入因首次成功而話別的悲傷（就像我必然作別我痛苦的初來人間的身體並長大成人）；處女的高峰已轟立在我的面前，一首詩發生了，言說了，不屬於我了，但也被記住了。我的觸角獲得了寧靜。

而一年前的１０月，我度過了最令人不安的一夜。那一夜在宿舍的白熾燈光下，我以一朵枯萎的“惡之花”乾脆利落的地結束了我的茫然若失。我吟誦《露臺》，它契合了我童年的隱痛：“情人中的情人，母親中的母親”，唯有這種女人才能與我那來自左邊的熱切相吻合；他——波德萊爾——一個莫測的幽靈，我那白得炫目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