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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發現，當時中國大多數寫詩的人都未讀過拉金，韓東當然也沒讀過，而且根本不知道拉金是何人。但他孤僻的敏銳和拉金是相通的，這一點我可以相信。

在《向鞋子敬禮》中，韓東這樣寫道：……

抬起放下

穿上新鞋後我的小腿

直想動彈

不必說冬天我獨自一人

現在我真願意去路口站崗

讓人們向我的鞋子

敬禮含蓄的拉金同樣寫道：無帽可脫，我摘下

褲腿上的腳踏車夾子，不自然地表示敬重。１９８８年夏天，我在南京遇見韓東時，記得好像曾告訴過他拉金及這兩行詩，他並非為此而大吃一驚，雖然拉金說話的語氣和觀察事物的角度與他有些相似。正因如此，我在多年後撰文討論這種相似性時，專門借用了陳思和的“世界性因素”一詞。我試圖指出這兩個未曾有任何影響關係的詩人之間是如何在主題、語言及情感方面平行呼應，併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的柏樺、餘夏雲：《同寫平凡的“世界性因素”——韓東和拉金詩歌的比較》，《文藝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９期。。的確，拉金沉默寡言，冷眼旁觀度過一生，他悄悄駐立打量著英國——２０世紀的醫院、田野、工業廢品、輪胎、藥片、照相簿和救護車；而另一個他所崇拜的作家哈代同樣安靜地寫下１９世紀快結束時的英國、“無名的裘德”、鄉村、閒話、天氣以及不幸的苔絲。

西爾維亞·普拉斯的純金尖叫和納粹式疼痛也對我有過短暫的致命影響，她那種狂熱的自傳式簡單的韻律，令人髮指的幻想和深度，警句般的短語迎合了我當時激烈的心情（或童年的“下午”心情）。在她的影響下，也恍若在我白熱母親的影響下，我寫出了《給一個有病的小男孩》這樣的詩，痛快地運用著普拉斯式的“自白”，偵破或割下童年的尾巴。

火熱的我，火熱的中國需要更激情的詩人，選擇物件不是拉金而是狄蘭·托馬斯——這個自稱為“共產主義者”的仇恨富人的詩人，這個靠聲音弄瘋成千上萬美國大學生的詩人，這個吊兒郎當的空前的清談家，這個一天到晚叼著菸捲、提著酒瓶的“緊迫的狄蘭”（他早就預感他活不長），這個最後一位浪漫主義的天才，這個頑童、魔術師、自我毀滅的極左派，他以絢爛的雄辯和暈眩的色彩大肆刺殺我的神經。直到１９８７年這刺殺才徹底結束。

我喜歡過*·史蒂文斯。這位在田納西州放置了一個有秩序的瓶子，並將抽象的音樂落在寂靜之上的詩人，這位被弗羅斯特誤稱為“小古董、小藝術品”的詩人，這位純粹以語言遊戲反抗艾略特文學*的詩人。我甚至還寫過一首模仿史蒂文斯的詩並寄給當時在中山大學讀書的吳少秋。

我喜歡過銀塵中堅實如絲綢般閃光的。我喜歡過“石砌馬道”上的寒山創造者，飲著山泉、獨坐幽篁的星相學家，加里·斯奈德。他硬朗、質樸的詩風，他詩中東方的樹、草、花、星、文詞和岩石令人快慰。我喜歡過抒寫“我青春期反父母混亂”的羅伯特·洛威爾，一個將個人矛盾融入文化矛盾，技藝、力量、雄心都錯不了的詩人。我喜歡過沉醉在鄉野同情中的詹姆斯·賴特。我也曾認真學習過“光明的對稱”的希臘詩人埃利蒂斯，但我對他的刻苦用功是不成功的，直到後來我寫了一首《春天》，它有點像埃利蒂斯。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二、抄詩與表達（3）

記得有一次吳少秋給我讀一首西班牙詩人阿萊桑德雷寫的詩《獻給一位死去的女孩》（此詩的中文譯文刊載於《今天》地下雜誌上），他輕輕地感嘆道：“‘腳在涼快的河岸洗滌’（其中一行詩），多麼準確的一個詞啊，涼快。”他沒有解釋，他悠長的聲音讓我感覺到他對這個詞的體會和理解，我想象著他少年時曾怎樣把他的腳伸進汕頭海邊，讓那“涼快的河岸洗滌”。我隨著他“涼快”的聲音理解了這個詞、記住了這個詞，並愛上了這個“寂寞如鳥兒般大小的嘴唇”的詩人，清涼、光滑、宜人的晚風中的西班牙詩人，我抄下他大量的詩歌——他的抒情之水、白銀之水、輕盈之水。七年之後，在經過火熱的地下詩壇混戰，甚至可怕的殘酷的迷狂之後，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在南京見到了少秋（這也是我們分別六年後的第一次相逢）。我當時正在南京悄悄治療我為文學所付出的傷害，還有兩個月我就要恢復了，就要為美麗的南京歌唱了。就這樣，我帶著我昔日青春的信念把一本由臺灣譯者譯的阿萊桑德雷詩選送給了少秋。我彷彿透過這本書在告訴他，我最終得到了“涼快”，進入我詩歌的南京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