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3/4 頁)

的“全盤西化”論調，毫無畏懼與退讓，更讓人景仰。

錢穆於1949年離開祖國大陸後，他的學術關懷已經由為古人申冤的史學研究，改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與發揚上。一如經學、理學，錢穆都在期待能找尋出一條屬於中國人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大道，以文化中表露的歷史精神，釐清中國的民族與文化定位，甚至找到延續民族生命的原理。錢穆生前最後一篇未完成的思想文稿，主題即在“天人合一”，希望借中國人調和天道與人道的歷史關懷，迎接未來的新世代挑戰。

20世紀以降，正是所謂“國魂飄失”的時刻，歷史已經成為漂流在後現代氛圍中毫不可知、不可信的客體，“為往聖繼絕學”的氣度往往成了不切實際的空談，甚至是眾人的笑柄。錢穆曾哀傷地表示，遺忘了國史的愛國精神，不過是一種商業之愛，僅尋求對己有利之愛，無從激發高貴的歷史精神。

錢穆的學術生涯始終走得很寂寞，期待國人對歷史拿出溫情的訴求，卻往往無法獲得市場認同，使他顯得萬分的“不合時宜”。但或許這種寂寞正是中國曆來文人所必經的考驗，因此雖身困海隅一角，作為中華歷史文化守護者的錢穆，仍能在學術上有所突破，充分體現“為往聖繼絕學”的精神，併為中國未來的文化與學術發揚打下了重要基石。

羅家倫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1）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

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

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是在五四學生愛國遊行中散發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裡唯一的中文傳單，共印了兩萬份。宣言由一名北大學生以簡潔的白話文寫成。日後這名學生成了蔣介石的部屬，當了數十年國民黨官僚。他就是以《新人生觀》聞名的文人羅家倫。

起草五四宣言　性格惹爭議

羅家倫，字志希，浙江紹興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12月21日在江西進賢縣出生。

父親羅傳珍，字沛卿，曾任江西省內萬年、都昌、奉新等縣縣令。　羅家倫出生時，其父為進賢縣知縣。羅傳珍能詩善文，工於書畫，對羅家倫的文學造詣培養頗有影響；他勤政愛民，對新傳入的西方文化很感興趣，常託友人購書供羅家倫閱讀；又因為常與新軍、革命黨人聯絡，羅家倫自幼即接觸革命黨的思想與著作。羅家倫的母親周霞裳也頗具文采，時常教導他識字、讀詩。

羅家倫四歲入私塾，九歲母親去世，十三歲讀《周禮》、《儀禮》、《爾雅》，十五歲始進美國傳教士高福綏所辦、位於南昌的英文夜校學習外文。1914年，羅家倫十八歲，進入由於右任、馬相伯等革命黨人創辦的上海復旦公學。當時孫中山被推為復旦公學董事會主席。

羅家倫在復旦公學時期開始主編刊物，曾任《復旦雜誌》編輯，文字頗佳，崇拜學術立場從君主立憲轉向民主的梁啟超；對傳統文化、倫理多有批評，同學間有“老夫子”的稱號。並於此一時期，開始與戴季陶等人接觸。

1917年，羅家倫進北京大學文科主修外國文學，與高一屆的傅斯年以及顧頡剛、康白情等人一拍即合，創辦《新潮》雜誌，強調以近代人的言語表達近代人的思想，以解放學術自由，呼應胡適、陳獨秀等人在《新青年》倡導的新文學革命，倡導白話文。

羅家倫在校園內很活躍，常與胡適等人往來辯論，也對外國文學與原文書籍感興趣。他曾在《新潮》的文章中表示，與其登些頭腦不清的課藝內容，不如多譯幾篇西洋長短篇或關於西方科學常識的論文。因此，羅家倫與傅斯年幾乎每個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會社買新書。新潮社也組建“西書研究團”，併成立譯書團。此外，五四運動領導者之一的段錫朋、合辦《新潮》雜誌的楊振聲，都是羅家倫大學時期好友。

北大時期，羅家倫與友人接觸了大量親近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福利主義的著作與閱讀材料，與北大的國故派對立。他還與傅斯年等人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解放傳統封建禁錮，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