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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放逐慢慢失卻了它本來的意義，並跟流刑結合，統稱“流放”。值得強調的是，流放在“笞杖徒流死”新五刑　序列裡僅次於死刑，但似是對貴族的一種特有的懲戒方式，因為“愧其心”依然是其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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閹的制度史（2）

相對於三皇時期的清平世界，五帝時期可謂亂世，所以有“木官示禁”，有“五象之刑”；但對堯舜們所處的“萬國萬邦林立”的龍山時代　來講，五帝時期亦是治世。私有制在龍山末期已基本確立，父權制也已完全成型，民心不古，世風日下，各種爭奪財產和交配權的事情經常發生，“愧其心”已無法阻止男人們對財寶和漂亮女人的迷戀和貪婪——私有制完全破壞了人的羞惡之心。南方有苗氏根據“五象之刑”化演出了五種“肉刑”：蒙黑巾變為墨刑；以草梗為帽帶變為劓刑；以老葦做短褲變為宮刑；穿麻布鞋變為刖刑；穿無領子的衣服變為大辟之刑。值得一提的是，在罪犯臉上刻刺塗黑的墨刑，不斷演化，直到先秦時期仍廣泛使用，漢初文帝廢肉刑，魏晉時期又間或用之，南朝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再廢，隋唐律典無此制，五代晉石敬瑭改為刺字，並與流刑結合，稱為刺配，宋沿襲，遼、金、元、明、清均有刺字之刑。意思也就是，直至清末，墨刑以及它的各種變體也沒有脫開象刑的本義。

現在我們完全可以明白，在漫長的上古時代，在部落內部盛行象刑的那個時代，作為肉刑的閹割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對於外族的戰俘，割掉他們的生殖器，也僅有兩個意義：一是作為向部落首領報功的信物，二是表示羞辱和懲戒。事實上，割生殖器報功的事件，大多也只發生在死在戰場上的敵方士兵的身上，意思也就是，割去的只是死屍的生殖器。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閹割。這容易明白，因為整條死屍實在難以帶回去報功。本來割去一條腿、一隻腳，或一隻胳膊，也可以報功，但因為腿、腳，還有胳膊，在人體上都不是唯一的，難以計數，故不被採用。這個有趣的假設還可做如下推論：能夠作為報功信物的，理當還有鼻子，或者頭顱。

是的，割鼻子報功的做法多見於歐洲戰爭史，在中國，則多為割耳朵——注意，只能割左耳！楊過割下蒙古軍數千耳朵，作為給郭襄過生日的禮物，這金庸武俠小說中的片斷，也絕非空穴來風。不過金庸先生應該強調一下：全部是左耳。而割頭顱報功的事就更不用說了，但越到後來，它越只適用於敵方的重要人物。原因有二：普通士兵只需要知道斬殺了多少就行，而將帥則需要知道到底死的是誰；另外，頭顱比耳朵龐大笨重，攜帶回來也甚為不便。

不要在報功一事上喋喋不休了，讓我們重新回到閹割。表示羞辱和懲戒戰俘的閹割，也多少有點“象刑”的精神在裡面。試想想，一個戰俘光著屁股逃回自己的部落，眾人的目光齊刷刷地落在他的兩腿之間，他將多麼羞愧啊。其實，大多數戰俘都沒有逃回本部落的運氣，他們留下來做了苦力。在新部落裡，即使他辛勤勞動，也總是一個沒有生殖器的異類，長期的羞愧與自卑擊垮了他，使他永遠地失去了復仇的意志。當然，人們並不認為失去生殖器的戰俘比失去鼻子、耳朵、腳的戰俘蒙受了更大的羞辱。那時候，人們對身體器官還尚未產生等級概念，頭顱也並不比腳趾受到更大的禮遇。

所以，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閹割，只能產生於私有制之後。

五帝時代的象刑可以稱為刑罰，因為它是針對部落內部的；而針對外族的“肉刑”，即割鼻子割生殖器什麼的，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刑罰——刑罰應該基於維護內部秩序這樣一個基本目的，它的施行有賴於多數的暴政，或者首領的威望，甚至個人的羞惡之心，但決不是戰爭。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龍山時代的針對部落內部的肉刑，實為私有制的結果。這樣說有兩個意思：一是財產私有，所以對任何冒犯私產的人都要處以重刑；二是任何人的身體都屬於部落首領，所以可以任意處置。財產私有是那時候新生的秩序，所以必須用肉罰來加以維護。

對偶制家庭是私有制的產物，所以通姦開始作為一項罪名，對它的懲戒方式是：閹割。孔穎達在《尚書正義》中說：“伏生《書》傳雲：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宮刑。是宮刑為淫刑也。”義者何解？秩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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閹的制度史（3）

“宮者使守內”

我們將目光投向公元前1200年左右古埃及的一面記功牆：

（割下）利比亞將軍的###：6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