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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晉就任遼東經略沒幾天便被拿下了，根本原因是對遼東戰略的認識問題。他主張全力守衛山海關，只在關外八里鋪築一重城，與之互為依傍，反對再往前深入拓地建城駐防。對其部分手下為先鋒的向寧錦推進的主張，他是這樣認為的：　“然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可復廣寧，必有滅奴之力量而後可復全遼，不然雖得之必失之。啟無已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故職之亟亟守關者，非以關門自畫也。”（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十一）

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孫承宗赴關外考察瞭解一番，結果並沒有支援王在晉的主張。天啟二年（1622）八月，天啟召見孫承宗聽取邊事後，決定改任其為遼東經略。用如此高階別的朝臣擔任此職，前所未有啊，足見朝廷對遼東的重視。

觀天啟一朝，不僅魏忠賢，整個都被後世妖魔化了。就說這個天啟，被醜化得差點成了一無是處的白痴，可從召見並重用孫承宗之舉來看，也不像呀？其實，凡天啟朝重大事件，都能看到天啟的身影，最後還都是他決策的。雖然有些可能是魏忠賢狐假虎威所致，但有的比如這次任用孫承宗，肯定就是天啟本人所下的決斷。後人對天啟的捧殺當有過重之嫌。

孫承宗上任後，大力整頓山海關內外防禦體系。經過三年努力，共修復了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練兵十一萬，建立十二個車營、五個水營、兩個火營和八個前鋒後勁營，拓地四百里。尤其是修建了寧遠城，並以此為中軸，構建了完備的關寧錦防禦體系。他的總方針是：“總之以修築，因遼山以策應，因遼海以守土，因遼人以養人，因遼土以斟酌遠近，分佈控扼。”（談遷《國榷》卷八十五）應該說，孫承宗所做的這一切，為以後二十年關外抵禦強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孫承宗不愧是一個優秀的總參謀長，但他和熊廷弼一樣，並不擅長實戰，而後者才是一個軍事家最應當具備的。

很多東西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孫承宗的關外戰守之策，有利也有弊。這麼多城堡建起來，那麼多士兵養起來，是需要大把大把銀子的。天啟三年（1623），工科給事中方有度就上疏言及這一問題（《明熹宗實錄》卷三十六），頗引人深思。

山海關內外十餘萬兵馬，年耗軍餉四百萬兩，加上週邊因遼事增兵所需軍餉一百二十萬兩，共計五百二十萬兩。這是什麼概念呢？過去遼東一鎮軍餉僅五十二萬兩，而整個北方九邊重鎮，天下正供軍餉也才三百四十餘萬兩，即使因遼事加派到四百八十五萬兩，並且全部用於此，也還有三十五萬兩的缺額呢。差距何等之大！真是“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啊。明廷疆域這麼大，邊防之患怎麼可能就此一處？山海一帶欠餉不可避免，每年竟達一百六十二萬兩！難怪兵變不斷髮生。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得失參半孫承宗（2）

而這還不包括構築那麼多城堡的花費呢？加在一起那不更嚇死人？明廷的財政已夠緊張了，因為遼事，萬曆四十六年（1618）就不得不增收遼餉來應急，使民眾負擔更巨，社會矛盾更大也。

當然，要是值得也就無可厚非了，但關鍵在於究竟是不是值得呢？寧遠這樣的重城自然不用多言，可那眾多的堡寨，戰時沒幾個能起到作用的，強敵每次打過來，都是一觸即潰，毫無防守能力，就那還翻來覆去修復，又派兵駐守。這耗費的可不是小數目啊。

還有那關寧錦防線，有必要向關外推進四百里，與後金前沿遙相對峙嗎？如果僅是防守，寧遠與覺華島互為犄角，扼住河西走廊咽喉之地，距關也有二百里，足矣；再往前不如形成一個無人無糧的真空隔離帶。否則，一直推進到敵人邊防陣地跟前，無形中也給人家一個訊號，你不甘於現狀，還想有所圖謀，客觀上也誘發人家來打你。以後好幾次寧錦一線的大戰，都有這個因素在裡面。

其實孫承宗就有“徐圖恢復”之意，關寧錦防線明為防實藏攻也。明廷也不甘心遼東故土陷於敵手，五年後崇禎上臺，聽袁崇煥說五年可復遼時還大喜過望呢。問題是你有那個能力恢復嗎？明軍與正處勃興之際的滿洲鐵騎相比，差距太遠了，根本不是其對手，不自量力、輕浮冒進，只會招來更慘痛的打擊。當年南宋北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

打不過人家，就別惹事，老老實實在家待著，臥薪嚐膽一番，待勢而發豈不更好？明軍最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提高戰鬥力。只要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以大明之宏大規模與戰爭潛力，侷促於遼東的滿洲人又算得了什麼？從這一點看，王在晉的思想有一定道理，只是過於保守了，明軍前沿放在寧遠更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