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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轉到了“覽物之情，得無異乎”上來，很自然地將記物摹景圓滑地轉到了抒情言志上來。而且顯而易見的是，就是那了了數筆的“銜遠山，吞長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點，“浩浩湯湯，橫無際涯”，也只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備，是范仲淹觀《洞庭晚秋圖》的“臨摹”之作，而這一點他也未加交待。至於下面寫到的陰晴二景雖然極其精彩，卻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筆了。但范仲淹沒有到過洞庭湖，也只能如此為之，這一點是沒有必要苛責的，而且人們對這篇文章的激賞，也根本不在記岳陽樓上，而在其議論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認為范仲淹對岳陽樓大觀，對洞庭湖壯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實在是隔靴搔癢的笑談了。

因為《岳陽樓記》沒有記岳陽樓，所以它不屬於古代散文中的那類以摹物寫景記事為主的記體散文，而是一篇以議論抒情為主的散文，它與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蘇軾的《放鶴亭記》等看似同類，其實是大相徑庭的，而這一點，在研讀這篇名作時，也是應當注意的。

《文史知識》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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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學語言分析的誤區

對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的語言作細緻入微的分析，是很容易陷入誤區的。因為所分析的語言材料，並不直接來自外國文學作品的原文，而是中文的譯文。這些譯文由於受到翻譯水平的限制，更由於不同民族的語言在音、形、意以及語法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不同語言的真正意義上的完全同步翻譯，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說是徒勞的。這一點不僅為迄今為止的所有翻譯作品所證明，而且幾乎所有的文學翻譯家，也都不諱言這一點。因此，被分析的外國文學作品的語言材料，如果不是原文，而是譯文，那麼所分析的具體的語言材料，極有可能是翻譯家的二度創造，它所具有的音、形、意以及語法方面的特色，常常是漢語所有的，而非原作的母語自身所具備的。這樣一來，以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的語言作第一手材料的分析，與其說分析的是某位外國文學家的語言，不如說是在分析某位翻譯家的語言。嚴格地講，這是不能稱之為外國文學作品的語言分析的。但是，這一類的近乎望風捕影的以譯文為根據的語言分析文章並不鮮見，這種外國文學作品語言分析上的誤區還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

這裡僅以《名作欣賞》1994年第6期的《一穴得氣，神采飛揚——談談〈我的叔叔于勒〉中幾個副詞的表述效應》一文為例，看一看以譯文為依據的語言分析是多麼的不可靠。

單單從藝術分析的角度看，這篇文章對法國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名作《我的叔叔于勒》中的幾個副詞的分析是細緻入微、頗有見地的。但是這篇文章所分析的語言材料，卻並不是來自小說的原文，而是譯文，依據的是中學語文教材裡經過選編者對原譯文又作了一定整理的節選的部分。

那麼文章所分析的這幾個副詞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這裡，我們不妨將初中課本中的出自郝遠、趙少侯先生之手的譯文與國內另一位著名的法國文學翻譯家鄭克魯先生的譯文作一個對比，僅僅從他們在翻譯中對這幾個副詞的不同處理上，就可以看出，譯文與原作母語上存在的差異了。

郝、趙的譯文：

“每星期日，我們都要衣冠整齊地到海邊上去散步，……父親總要說他那句永不變更的話：……”

鄭克魯的譯文：

“每個星期日，當看到從遙遠的、聞所未聞的國家返回的大海輪駛進港口，那時我的父親便要一字不易地重複他那句話：……”

郝、趙的譯文：

“我父親突然好像不安起來，……就趕緊向我們走來。

鄭克魯的譯文：

“忽然，我的父親變得侷促不安，……突然之間他向我們走過來。”

先看第一組譯文。郝、趙翻譯的“每”、“總”、“永不”三個副詞，在鄭的譯文裡，變成了“每個”、“便”、“一字不易地重複”。顯而易見，在鄭的譯文中，“每個”、“一字不易地重複”已經不是副詞了。即使是副詞的“便”，也與“總”有著極大的不同，“便”帶有時間性，用在動詞的前面，表示前後事情緊接著進行，相當於“就”；“總”這個副詞則表示動作、行為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相當於“老是”。

再看第二組譯文。郝、趙翻譯的副詞是“突然”和“趕緊”，而鄭翻譯的相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