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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五：恐怖主義的合理性（2）

如果非要給“勇”加上什麼前提條件，比如只有正義的“勇”，符合道德的“勇”才是真正的“勇”，那麼就會給懦夫臨陣脫逃提供口實。克林頓沒有服兵役去越南，儘管他可以和拳王阿里一樣，有正義的理由，但在美國主流的價值觀裡，他仍然被視為怯而不能被視為勇。阿里拒絕去越南，但不拒絕囹圄，他為他的正義和價值付出了代價，對他的評價就大不相同了。

勇敢和勇於犧牲是值得敬佩的。戰爭可能是無謂的，沒有意義的，但戰爭中的勇士不能被蔑視，所以，不管戰爭的性質如何結果怎樣，任何一個民族都會給予在戰爭中死去的戰士以褒獎和尊重，否則世道人心就要崩潰到無法收拾的地步了。

司馬光說荊軻是為了豢養之恩而去冒險的，真是誅心之論。人如有私，生命是最大的私，未嘗聽說有舍掉自己的生命去謀什麼私利的。按照司馬光的價值觀，為了儲存七族，就不要有任何反抗。觀宋一朝，邊患不已而軍旅不振，先半亡於金，後終亡於蒙古，可能就是因為人人為了儲存七族，而不能捨身以赴國難。民心頹廢不振，士大夫教化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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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主義的結果

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奸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向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裡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資治通鑑》中華書局版第233～234頁

齊國是六國中最強的，距秦國最遠的，也是最後滅亡的。

弱者不能團結起來，結果就是被強者一一蠶食鯨吞終至全部滅亡。

六國滅和秦一統四海，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司馬光認為三國分晉是大事，他是從政治倫理的角度判斷的。而秦一統海內，則是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事，影響千年。

秦國軍隊進入齊國，基本上沒有遭到什麼有效的抵抗，人民已經渙散了，齊王建已經放棄了他作為齊國國君的職責，他也沒有理由要求子民保護他的王朝。

王朝覆滅，總有所謂遺老遺少總結歷史經驗。他們對齊王建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有什麼用呢？齊王沒有派出刺客，沒有進行任何的反抗，最終還是逃不掉國破家亡，相比之下，燕太子丹要傑出許多。

秦國沒有把齊王建直接殺掉，而是餓死了他，以秦王嬴政的一貫作風而言，這已經是非常仁慈了。齊是最後一個諸侯國，滅了以後，秦國就沒有“國際問題”，也不需要照顧“國際影響”了。

不管現代的獨裁者在境內如何壓迫奴役人民，他始終都要面對國際壓力，但在秦王嬴政那個時代，獨裁之毒，可想而知。後世對亡國之君稍有人道的，也不過是對前朝宗廟予以保護，這還要歸功於“積德傳家久”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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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發明“皇帝”

王初並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資治通鑑》中華書局版第234～235頁

秦王嬴政統一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國的儒家政治系統是懷舊派，對眼前的政治創新往往提出置疑，而對不知道到底存在與否的上三代聖賢們則推崇備至，所以秦王嬴政認為自己超過了三皇五帝，必然會引起司馬光先生的嘲諷。

秦始皇的中國與夏商周時代的中國有本質的不同。夏商周時代，究竟是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讓史學家們吵去吧。我們只知道，那是一個初民社會，像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