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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這一幕又在蕭何那裡重演了一次。大臣自汙以求自保，可見反腐倡廉不過話一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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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五：恐怖主義的合理性（1）

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

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

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善哉！

——秦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資治通鑑》中華書局版第231～232頁

燕國滅亡了，司馬光判定燕太子丹是第一責任人，起碼是他加速了滅亡的程序，所謂“速禍”是也。

司馬光的“臣光曰”幾乎全都是“高論”，所謂“高”者，不著地、不接地氣之謂也，也就是不那麼腳踏實地，從理論到理論。先不說儒家正統的理論含金量有多高，單就這麼運用理論，也肯定是不大行的。請看，“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侵略者已經到門口了，還在講選什麼人做官，以什麼理念治國，採取什麼福利政策、外交政策……誠然，官員選擇、治國理念等等都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必須考慮的深層次問題，但問題是，時間、場合對嗎？大而無當的大道理誤國太深，中國人對此要有共識。

戰國末期，各諸侯國之間已經沒有和平共處的國際環境和秩序。沒有規矩，一切都以實力說話。在此條件下，安全是第一問題，不被吞併，不被入侵，甚至延遲入侵的時間，都是當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燕太子丹想透過刺殺行動阻止和推遲燕國滅亡的下場，是非常理性的選擇，“不勝一朝之忿”的斷語不確切。以中國的實情而言，如果荊軻刺殺秦王成功的話，秦王嬴政當時還很年輕，如有兒子，也還是個孩子，秦王一死，秦國馬上就是“主少國疑”的局面，是否還能繼續擴張，殊難預料。沒有秦王嬴政，秦國是不是還會在統一的漫長道路上繼續摸索？

燕太子丹在家國危亡之際，不像其他六國貴族那樣醉生夢死，反而勇敢地承擔起自己救國救亡的責任，論者謂之賢，不亦宜哉。

什麼條件下可以起來反抗？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他認為，“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世界的潮流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澤東還認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裡面出和平。和強權鬥爭，最後還是武器說了算，因為強權也只相信武器。

司馬光不贊成搞恐怖主義，他除了要荊軻承擔燕國滅亡的責任外，還對什麼是“勇”發表了看法，他的看法代表了許多溫良恭儉讓的中國人的看法。

司馬光用漂亮的排比句說，“刎首、決腹，非勇也”。布什在9·11後也說，拉登分子用飛機撞世貿大廈，是懦夫的行為。9·11恐怖主義分子開著波音飛機，眼睜睜地撞向鋼鐵大廈，頓時化為齏粉，不是勇士，能做到嗎？

勇和怯，要在一個平臺上討論才有意義，價值觀不同，利益關係不同，往往是以此為勇，以彼為怯。為了既定的目標，不惜犧牲自我，此謂勇也。至於這個目標對不對，那應該是另外的問題。所以，撞世貿大廈的是勇士，救助大廈裡的人的警察和消防隊員也是勇士。他們的共同點就是為了自己的信念和職責奮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