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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軍事技術發展而複雜而專門化。”

首先是掌握唯物史觀認識軍隊指揮的演進。

它分三個演進時期：第一，司令時期。

指揮機關的組織非常簡單。

如法國拿破崙時代。

第二，指揮時期，有了指揮作戰之機關的司令部。

如德普魯士總參謀長老毛奇是司令部的開創者。

他對“第三，組織戰鬥時期”所進行的充分而扼要的講解，是全文主旨所在。

劉伯承寫道：“司令部就是首長實行指揮軍隊的指揮機關，司令部主任——參謀長就是首長第一助手和代理人。

因此，首長應使司令部在自己決心之下自動而寬大地活動起來，而司令部則應重視首長決心的權力，站在他的陰影裡面，根據他的決心組織作戰，以至監察其實施。”

針對不夠正確的認識，他做了下面的解釋：“我們有些同志還不明白這個道理，或者習於司令時期的指揮方式，以為有了司令部就會剝奪首長的權力而要復其名為‘參謀部’；或者以為司令部人員就是古代的‘策士’，只須在主公面前‘獻計’，就完了事”。

怎樣組織戰鬥以履行司令機關的職責呢？從劉伯承參與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中，可以找到答案。

1933年2月，蔣介石親自指揮50萬大軍，分左、中、右三路，採取“分進合進”的戰略，企圖圍殲紅軍於建（寧）、黎（川）、泰（寧）地區。

劉伯承作為總參謀長在周恩來、朱德的指示下，主持起草了作戰計劃，決定採取前三次反“圍剿”中成功的“誘敵深入”、“聲東擊西”、“大兵團伏擊”和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這個計劃的思路基本上是符合毛澤東軍事思想，是正確可行的。

但是中央局的領導人指責作戰計劃為“純粹防禦戰線”，是“遊擊主義”，“第四次反‘圍剿’決不要重複去年的消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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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拿到了俄文這把金鑰匙（5）

他們無視此時敵我力量對比的過於懸殊，提出要“先發制人”、“主動出擊”，要敢於勇猛地攻擊敵人所佔領的城鎮，威脅中心城市撫州、南昌，以調動敵人，破壞其進攻部署。

劉伯承深知這是莫大的失策，他再三向中央局申明。

中央局2月4日決定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南豐。

周恩來支援劉伯承，不主張打南豐，並且指出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圖，二易受圍攻，三損失大，四不能籌款，五費時日。

但中央局決議已下，他們只好部署攻南豐。

作為黨所領導的軍事幹部，劉伯承等不得不執行中央局的決定，但是思想上已做好準備：力求減少損失，爭取用例項說服中央局領導，回到早已證明是成功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上來。

紅軍強攻南豐，攻了一天沒攻下來，部隊傷亡很大。

此時，敵人三個縱隊向南豐、廣昌收攏，南城、宜黃的敵人同時迅速向南豐增援，紅軍即將腹背受敵。

情況緊急，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研究後，當機立斷，改大部隊強攻南豐為小部隊佯攻，主力撤向南豐、理塔圩一線山區，待機殲敵。

之後，又派出一支部隊偽裝主力，東渡撫河向黎川前進，吸引敵人追擊。

紅軍主力開始迅速南移，隱蔽在東韶、南團、吳村等地山中。

當敵人急於尋找紅軍主力決戰，分三路向廣昌推進時，東西兩路暴露在紅軍面前。

敵第五十二師進入了紅軍左翼部隊在黃陂、蛟河一帶的伏擊圈。

紅軍突然出擊，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全部就殲，敵師長李明重傷後被俘。

敵第五十九師被紅軍右翼部隊在霍源附近山區緊緊圍住，大部就殲，敵師長陳時驥又被俘。

這次黃陂戰鬥是一個漂亮的殲滅戰。

受重創的敵人不甘心失敗，他們改變原來的三個縱隊推進為前、後兩個縱隊，向廣昌大舉進犯。

我方準確地掌握敵軍動向，當敵後縱隊集中在東陂、黃陂一帶，前縱隊向新豐前進時，紅軍又以優勢兵力，對敵第十一師、第九師和第五十九師殘部，實行大包圍，殲滅了全部敵人，再取得東陂、黃陂戰鬥的勝利。

這樣，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劉伯承帶領作戰局長張雲逸、情報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