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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聖等組成精幹的指揮機關隨軍行動，在第四次反“圍剿”戰鬥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蔣介石認為這是他“最大的恥辱”，“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

敵總指揮陳誠發出哀鳴：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身職業”，又是無期徒刑。

蔣介石得知後，將其臭罵了一頓。

劉伯承特別重視每一個戰役、戰鬥的經驗，第四次反“圍剿”發揚了前三次反“圍剿”的成就並有所發展，為了把勝利的經驗加以總結，概括綜合為條例化、理論化，他摘譯了多篇具有針對性的軍事論文，從多角度來闡述機動戰略戰術的軍事理論的正確性。

尤其是他由蘇聯的《我們的戰術原則》一書摘譯出《機動的要義》精粹部分，以及他寫的《譯者前言》更是包涵指導性。

劉伯承首先引證了原文的核心思想三條，其中有“機動的目的在包圍或迂迴敵人的翼側，若不能如此時，才對之突破”等要義，然後他明確地糾正指揮員對機動戰的誤解，他寫道：“有些同志對上述的機動要義還是‘囫圇吞棗’地瞭解，甚至有誤解為‘臨機應變’或‘機斷專行’者。

同樣，在實際戰鬥中也發生有以下不合機動要求的現象：其一，不知機動要找敵人的弱點而以主力突擊之，乃單是勇往直前去單攻敵人的正面，常演成對抗狀況，或攻而得勢，既不擴張戰果更不防備敵人的反機動。

這樣當然不容易取得廉價的勝利，間或遭受到不需要的損害。

其二，不知機動要選定主要方向，在決戰的時間和地點集中去突擊敵人，乃單憑主觀的誘敵深入，到處分散兵力，一發覺有不合之處，就隨便調動部隊，牽弄兵力，使其不能適時參加戰鬥；或在擴張戰果之際，又感覺到本身的損害，停止追擊，甚至退出戰鬥，輕易放棄了消滅敵人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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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拿到了俄文這把金鑰匙（6）

一共400字，他指出了兩個誤解。

他在這篇《前言》最後說：“還望同志們參照我們的實際情況去靈活運用。”

劉伯承常愛講“不可五個手指按五個跳蚤”，意指應該集中兵力於敵人的弱點。

他反對“牛抵角戰術”，很明顯是在倡導機動戰。

的的確確，劉伯承為了使機動戰思想普及，他做了不少有效的工作。

劉伯承關心紅軍建設，為了體現這支人民軍隊的本質，他糾正舊式軍隊遺留下來的不平等的稱呼。

從貫徹官兵平等的原則精神出發，把軍官改叫指揮員，士兵改叫戰鬥員，傳令兵改叫通訊員，伙伕改叫炊事員，馬伕改叫飼養員，挑夫改叫運輸員。

當時營級政治工作幹部沒有恰當的稱呼，劉伯承建議以“政治教導員”命名，這樣可同連政治指導員相聯結，原紅九軍團政治委員蔡樹藩，在慶賀劉伯承50歲壽辰一文中說：劉伯承當年的這件事，給他留下了莫大的好感。

劉伯承首訂職務新稱呼一直傳到今天，足見他為軍隊建設辦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值得懷念。

同李德抗爭經過四次反“圍剿”勝利後，中央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經濟建設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主力紅軍和地方武裝擴大到8萬餘人，赤衛隊等民兵武裝也有很大發展。

而國民黨方面，在1933年5月開始，又策劃第五次“圍剿”。

蔣介石設立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直接指揮這次大規模（調集了67個師又9個旅）的“圍剿”，採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壓縮革命根據地，尋求紅軍主力決戰，以求摧毀中央革命根據地。

但是中共臨時中央不做反“圍剿”的準備，卻命令紅一方面軍主力繼續在閩西北和撫河、贛江之間地區對國民黨軍實行不停頓的進攻。

由此加重了局勢的危險性。

9月25日，國民黨軍隊開始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

此時，受共產國際委派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已經來到中央蘇區。

臨時中央把軍事指揮大權幾乎完全交給了這位德國軍事專家。

軍委集體領導的好制度被取消了。

李德不懂得中國國情，也不想了解前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他攻擊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為“遊擊主義”、“逃跑主義”。

10月中旬，在李德的住處，召開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

周恩來和朱德上前線指揮作戰，沒有參加會議。

毛澤東和劉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