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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在江西瑞金東北約十五六里的山溝裡，校舍建立在兩山之間的空地上。

劉伯承任校長兼政治委員。

實際上，6月6日劉伯承已經兼任瑞金衛戍司令。

10月中旬，他被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

總參謀長劉伯承，幾乎成了紅大的一名專職軍事教員。

在參與反“圍剿”作戰指揮工作的同時，他還要抽出時間親自到紅大系統地講解戰略戰術，作軍事報告，摘譯外國軍事資料，並結合紅軍作戰的例項，組織編寫教材。

教材採用的是《蘇軍步兵戰鬥條令》，這是劉伯承前幾年在上海翻譯成書的，紅大以此作為基本教材。

劉伯承的“拿來主義”，比倡導“拿來主義”的魯迅還要早了兩三年，他的翻譯工作動機十分明確，他在“《騎兵的奔襲和抄襲》摘譯導言”中說得很清楚：“我們紅軍基幹部隊或由地方部隊編成挺進游擊隊，他們在‘四次圍剿’中深入敵軍後方，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起了偉大的作用。

就戰術上看來，許多是採取了騎兵的奔襲和抄襲。

因此我從《戰術備考》中，將《騎兵的奔襲和抄襲》摘譯出來，以供讀者研究，並望參酌實際情況，靈活運用這一原則。”

由於譯作針對紅軍的實戰狀況，所以這不單作為紅大的教材，同時也解決了在職指揮員業務讀物問題。

劉伯承引進國外軍事著作結合實戰的原則是一貫的。

他為了解決紅軍第一步兵學校（校長陳賡，政治委員宋任窮）提出的問題，特意從德國人李璞滿《班的及戰鬥集團的教練》中摘譯出《兩個夜間動作的作業》，在“介紹導言”中，劉伯承寫道：“我認為這本書是教練步兵分隊之富有內容和善於教授的教材，有譯作參考的必要；同時，紅軍第一步兵學校以夜間動作來質疑，必須用一個戰術作業的方式才能明確解答。

因此，我先將其中夜間動作的兩個作業介紹出來，作為同志們教練步兵分隊的示範。”

翻譯是一門不輕鬆的腦力勞動，這對於僅有一隻眼睛而且身兼數職的劉伯承無疑是一項繁重的工作，況且摘譯，又要有針對性，突出要點，更是難上加難，可是提高紅軍戰鬥力的崇高責任心促進他自動地從事這種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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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拿到了俄文這把金鑰匙（4）

在劉伯承的心目中，只要有利於革命事業，他什麼都不顧。

1934年初，劉伯承患嚴重的貧血病，住進了醫院，但他依然關心廣大紅軍指揮員和紅大學員的學習提高，他在病中以驚人的毅力寫出了《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到敵人後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軍事著作，被公認為優秀的學習教材。

回答實戰中的問題，必須以現實問題為依據，又加以理論性概括，更要提出正確的答案，這是很艱難的腦力勞動，劉伯承不僅長期為此堅持不懈，而且以他的心血結晶豐富了人民軍隊的軍事學術。

為了開闊學員視野，使學習同當時的時局動向相一致，劉伯承充分發揮瑞金根據地人傑地靈的優勢，先後多次邀請黨和軍隊的高階領導人到紅大做報告。

毛澤東、瞿秋白在紅大做過講演，受到熱烈歡迎。

周恩來《把敵人消滅在我們面前，瓦解在他們心間》的報告，使當年的受訓學員印象至深，難以忘懷。

朱德主講的《游擊戰術》，透過一個個生動的戰例，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給講活了，為軍事課程提供了一個範例。

鄧小平講授《黨的建設》，他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初期黨建的經驗教訓，提出如何在鬥爭中發展黨、建設黨的若干設想。

此外，王稼祥、賀昌、李廷弼等也都在紅大講過課。

擁有如此強大的教師陣容，學員的軍事政治水平大有進步，這不能不影響到革命形勢的發展。

紅大的成就是全黨全軍共同努力的成果。

任總參謀長總參謀部需要承擔什麼任務，恪守哪些職責，這是在紅軍建軍初期需要解決的認識問題之一。

劉伯承為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總參謀部工作方向費盡了心血。

劉伯承特意翻譯了《蘇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以滿足當時初入司令部工作人員的學習要求。

他在《譯者前言》中，用精練的語言講明有關司令部建設的要點：“軍事技術是隨生產技術發展而發展的，軍隊指揮則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