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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索洛認為，沒有在所有國家都有效的單一增長率，而是有千萬種增長的可能，分別由每個國家的不同偏向決定，決定國家增長潛力的最基本因素是國民的信仰。索洛把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比作一條三條腿的凳，第一條腿是儲蓄與投資率（間接為國家的資本儲蓄率），第二條腿是人口增長率（間接指勞動力增長率），第三條腿是技術增長率（間接指資本與勞動生產力），合在一塊兒即為國家的資本投資率與人口增長率決定了可用於生產的資本與勞動力的數量。在這裡，技術進步是索洛增長理論的核心要素；約翰·海薩尼、萊因哈德·澤爾騰和羅伯特·福格爾，還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社會機制：起源與改變的潛能”上。

有這樣一則關於經濟學家的故事：

有位單身女性身體不適去看醫生，被告知患了絕症，只能活半年。在極度沮喪之下，病人懇求醫生：“您行行好，再想想辦法救我一命吧！”醫生答道：“你可以嘗試嫁給一個經濟學家，然後換另外一個地方居住。”病人迫不及待地問：“那樣一來，我可以多活些時日嗎？”　“不，但至少感覺要顯得比半年長。”

這就是大多數人眼中的經濟學家——多麼的乏味，經濟學也被稱為一門“沉悶”的科學。但是，其實並不然，本書中涉獵到的許多猶太經濟學大師一方面用嚴謹的科學方法為社會經濟診斷病因，另一方面也非常妙趣橫生，尤其是薩繆爾森和弗裡德曼這兩位真正的大師。

赫伯特·西蒙說：“我們無法用原始版本的落後定律預知重物在糖蜜中下沉的情況。”

米爾頓·弗裡德曼說：“過於強調科學性將嚴重減少檢驗問題的維度。”

加里·貝克爾說：“人類的動機決不僅限於一己私利。”

羅伯特·索洛說：“不要過於迷信科學，理性思考、尊重事實，像真空吸塵器一樣，吸入所有的資訊。”

列昂惕夫則說：“避開安逸的微分學世界，不要讓數學的騙術轉移對真理的注意。”

哈耶克說：“只是一個單一經濟學家的人，不能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

萊因哈德·澤爾騰說：“群是自私的產物，並非群體。利他是對信任的投資。”

羅伯特·福戈爾說，“與其說經濟學解決問題，不如說它為我們理解人類行為提供了新的維度。”

曾經有人說過，只需交給鸚鵡“供給”和“需求”這兩個詞就能讓它們也懂得經濟學。羅伯特·索洛承認這一輕視經濟學的言論有一定道理。但他堅持說，這不是對經濟學最壞的評論。的確，在經濟學的城堡裡，除此而外，再沒有其他遊戲可言了。他說：“經濟學家的本質就是為了瞭解我們周邊環境而努力奮鬥。”

只有薩繆爾森在肯定自己的成就時顯得十分謙虛，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個老農夫，這個老農夫在池塘裡吐口水的時候說：“每一滴都是有用的。”

幽默的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1）

在美國的肯尼迪總統圖書館，你可以買到一個咖啡杯，上面刻著詩人奧布·雷門農的詩句，1962年4月肯尼迪總統在他的生日時將刻著這些詩句的銀啤酒杯送給了他的朋友戴維·鮑爾斯：

有三樣東西是真實的，

那就是上帝、人類的愚蠢和大笑，

前兩樣超出我們的理解能力，

所以我們必須做我們能做的第三樣。

對於第一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薩繆爾森來說，上述三樣東西在他身上都有完美的體現。作為一個猶太人來說，信仰和道德就是上帝對他的戒律和饋贈；中間道路的經濟學家對真理的追求，就是他對人類的愚蠢批判性的嘲弄；至於幽默的大笑，這是薩繆爾森的本能，也是幾乎所有成功猶太人的本能。據說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曾發表這樣的評論：“人常常會被真理絆倒，但大多數人會設法爬起來急忙走開，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當薩繆爾森牢牢地抓住真理時，他藉著上帝賞給他的智慧，憐憫地嘲笑著人類的愚蠢和經濟學家的愚蠢。　（）②

《宏觀經濟動態》雜誌的編輯威廉姆·巴耐特曾採訪過薩繆爾森，他這樣描述這位被經濟學界譽為“最後一位通才”的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的成就有點唐突，他在經濟學領域的貢獻是如此廣闊（在50年間平均每月都有一篇學術論文），以至於在現代經濟學領域中，很難找出他沒有開創性貢獻的領域。③　（）薩繆爾森的研究領域，除了經濟學外，還廣泛涉獵了諸如國際貿易與計量經濟、經濟理論與景氣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