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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人口與勞力、金融與獨佔性競爭、教條歷史與區位經濟等等。 他還於1948年出版了經典教材《經濟學》,這是這一領域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書籍。該書共印了18版,銷量超過1000萬冊,並被翻譯為41種文字。
薩繆爾森不僅使新古典經濟學獲其名,同時還開創了經濟學數理分析的時代。二戰後,薩繆爾森被稱為微觀經濟學帕累託主義復興和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綜合的先驅者之一,也因《經濟學》一書當之無愧地被認為是經濟學的“鼻祖”,而他則自認為是“中間道路經濟學”,核心思想是主張“混合經濟”。正如他在《中間道路經濟學》一書的中譯本序言中所說:“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們喜歡用極端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這不是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作風。認真研究經濟師的經驗,加上50年來學習和發展錯綜複雜的經濟理論,都迫使我不得不成為一個折衷主義者:在個人的創造性與最優社會規則之間,尋找一條中庸之道。可以肯定地說,完全自由放任主義,不僅會導致個人之間的不平等發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宏觀經濟不穩定性——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經濟衰退與經濟不景氣,還有投資性金融泡沫與狂躁的價格暴跌危機。” ()②薩繆爾森的這句話寫於1998年10月,已完全預言了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機。按照薩繆爾森的觀點,“擁有12億人口的中國,正在從一種命令式的計劃經濟發展成為一種混合市場經濟。為什麼我不說‘中國正在從共產主義轉向資本主義’?這是因為,純而又純的資本主義,只是在本世紀20年代的美國才能找到,我就是在這種制度下長大的;現在,它成了一個已經滅絕的物種;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裡,無論哪裡也找不到它了。” ()③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幽默的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2)
保羅·薩繆爾森是哈佛大學20世紀30年代一代人中的神童。他在熊彼特和列昂惕夫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薩繆爾森對經濟理論有一種超常的領悟能力,留下許多軼事。
據說在薩繆爾森博士論文答辯結束後,熊彼特轉向列昂惕夫問道:“嗨,瓦西里,我們畢業了嗎?”之後,薩繆爾森轉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並且在自己的身邊建立了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系。不久,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猶太人羅伯特·索洛加盟,成為他終身的合作者和同道。
薩繆爾森於1935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獲得科學學士學位;1936年獲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41年又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從1940年到1985年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從1947年開始就獲得了正教授的職稱。他是專門為學術研究而生的,在芝加哥大學是個成績為A的學生,在哈佛則為A+;但是他偶然進入經濟學的殿堂。結果證明,經濟學就是為他而設的,一如世代經商的猶太先祖的基因,最終經濟學成為他終身的歸宿,而他所學的自然科學和哲學則使他有別於普通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雖然日曆上記載他出生於1915年5月15日,但他真正的出生時間則是1932年1月2日上午,因為他考上了芝加哥大學。在那裡,他先後師從於弗蘭克·耐特、羅伯特·維納、亨利·舒爾茨、亨利·西蒙斯、保羅·道格拉斯,以及明茨等大師。在哈佛則接受了熊彼特、列昂惕夫、威爾遜、哈伯勒、錢伯霖與漢森的教導。正如薩繆爾森斷言:“1932年是生為經濟學家的大好時機。政治經濟學這個睡美人,正在等待新方法、新典範、新好手與新問題之吻。科學是隻寄生蟲,病人的數目越多,生理學與病理學就越進步,治療方法從病理學中產生。1932年也是大蕭條進入低谷期,一顆新苗從腐壞的土壤長出我們今天稱之為的宏觀經濟學。”薩繆爾森是從那時開始研究經濟學的,尤其是他敏銳地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而這正是他找到的新方法。於是他瘋狂地鑽研數學。
如果說薩繆爾森在芝加哥還是個嬰兒,那麼在1940年10月接受麻省理工學院邀請時,又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學院這一做法在哈佛並未受明顯的阻擋,因此他想走就走了。男孩在父親的廕庇之下永遠是個男孩,一個人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築起新的高樓。1941年以後,薩繆爾森與那些優秀同事一起,建立了一個世界一流的經濟學中心,並隨後獲得了一系列的榮譽。威廉姆·巴耐特回憶說:“我從1959年到1963年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工程學本科。對於那個學校裡所有的專業的學生來說,凌空高踞在所有教授之上的有兩個‘神袛’,一個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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