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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幾個星期以前，他在陸軍訓練班上聽到戈特弗雷德·弗德爾的一次講課。弗德爾是個土木工程師，經濟學方面的怪人，他堅決相信，除了“創造性”和“生產性”的資本之外，還有一種“投機性”的資本，這種“投機性”資本就是德國大多數經濟問題的原因。他主張禁止這種資本，1917年，他組織了一個團體來實現這個目標，這個團體的名稱叫做“德國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戰鬥聯盟”。經濟學一竅不通的希特勒聽了弗德爾的演講後很受影響。

他認為弗德爾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的要求是“建立一個新政黨的基礎的基本先決條件”之一。他說，在弗德爾的演講中。“我感到有一個可以用於這場未來鬥爭的有力口號”。

但是在開始的時候，他並沒有感覺到德國工人黨有什麼重要意義。他去參加該黨集會是奉命而去的。這次集會參加的一共只＇36＇有25人，地點是在施端納克勃勞啤酒館的一間陰暗的房間裡。希特勒從開始一直坐到散場，覺得會議開得很沉悶，一點也沒有什麼好印象。他說，這是“一個與其他許多新組織沒有什麼不同的新組織，當時的時代是這樣一個時代：任何人都對現狀不滿，都覺得有必要組織一個新黨。這種新組織遍地皆是，過不了很久又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我覺得德國工人黨沒有什麼不同”。在弗德爾發言結束後，希特勒正要離開時，一個“教授”站了起來，反駁弗德爾的論點，並且建議巴伐利亞同普魯士脫離關係，另外同奧地利組織一個南德意志國家。這在當時的維也納是個很流行的主張，但是它卻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據他虧來自己說，此事使他站起身來對“這位有學問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話顯然說得十分尖銳，據希特勒說，那位“教授”“像只落水狗般”夾著尾巴溜走了，而其餘的聽眾則“目瞪口呆地”看著這個無名小子。有一個人——據希特勒說當時沒有聽清他的姓名——在後面追上來，把一本小冊子塞在他手裡。

這個人是安東·德萊克斯勒，鎖匠出身，他可以說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正奠基人。德萊克斯勒是個面有病容，目戴眼鏡的人，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能夠獨立思考，但是頭腦偏狹，思想混亂，文章固然寫得不好，演講更是糟糕，他當時在慕尼黑鐵路工廠工作。1918年3　月7　日他組織了一個“獨立工人委員會”同自由的工會中的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鼓吹為德國爭取“公正的”

和平。實際上，這是在北德建立的“根據工人階級路線促進和平協會”這個運動的一個分支機構（德國當時和後來一直到1933年都有不少這種名字起得十分堂皇的行施壓力的團體）。

德萊克斯勒所拉到的會員從來沒有超出40個，1919年1　月，他的委員會同一個叫做“政治工人集團”的差不多的團體合併，後者原來是由一個名叫卡爾·哈勒的報社記者領導的。新組織的成員不到100　個，名叫德國工人黨，由哈勒擔任第一任主席，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很少提到他的一些後來無聲無息的早期同志，但是卻恭維哈勒是個“正直的”和“確實很有教養的”人，不過對於他缺乏“演講天才”表示惋惜。也許哈勒之所以有此一筆帶過的光榮，主要是因為他頑固地認為希特勒演講拙劣，這種看法使這個納粹黨的領袖一直很惱火，他在自傳中一點也沒有隱諱這一點。無論如何，德萊克斯勒似乎是這個規模很小、默默無聞的德國工人黨的主要推動力。

第二天早上，希特勒仔細閱讀了德萊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冊子。他把當時情況詳細地寫入了《我的奮鬥》。當時是清晨5　時，希特勒醒了，按照他所說的習慣，躺在第二步兵團營房裡的床鋪上，看著耗子啃齧他總是在前一天晚上撤在地上的麵包屑，“我一＇37＇生嘗夠了貧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夠想象小生物的飢餓和快樂。”他記起了那本小冊子，就取出來閱讀。小冊子的書名叫《我的政治覺悟》。叫希特勒驚異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過去幾年中確立起來的很多思想。德萊克斯勒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要以工人階級群眾為基礎，然而不像社會民主黨，卻要保持強烈民族主義的政黨。德萊克斯勒曾經參加過愛國主義的祖國陣線，但是不久就對它那似乎與群眾毫無聯絡的中產階級傾向感到幻滅。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在維也納的時候，希特勒也為了同樣的原因瞧不起資產階級——他們完全不關心工人階級家庭和他們的社會問題，因此，德萊克斯勒的主張肯定引起了他的興趣。

那一天，希特勒後來又驚異地接到一張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參加了德國工人黨。“我真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