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頁)

根深蒂固的惡習，像希特勒（他有一個很短的時候曾經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後來說的那樣，他們“變成了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為一種永久存在的狀態”。

武裝的自由團在德國各地紛紛建立，由國防軍秘密提供裝備。起初他們只是被用來在發生糾紛的東部邊境同波蘭人和波羅的海一帶的人毆鬥，但是不久就開始支援推翻共和政體的陰謀了。1920年3　月，自由團的一個聲名狼藉的埃爾哈特旅在一個叫做埃爾哈特上尉的冒險家率領下佔領了柏林，讓一個極右派的庸碌無能的政客沃爾夫岡·卡普博士*　擔任總理。正規軍在馮·西克特將軍＇34＇率領下按兵不動，共和國總統和政府則倉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會舉行了一次總罷工，才恢復了共和政府。

與此同時，在慕尼黑舉行的另外一種軍事政變卻比較成功。1920年3　月14日，國防軍推翻了霍夫曼的社會黨政府，成立了一個以古斯塔夫·馮·卡爾為首的右翼政權。現在這個巴伐利亞首府已經成了德國國內各種決心要推翻共和國、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政體、否認凡爾賽和約的束縛的一切勢力的磁力中心；在這裡，自由團的僱傭兵，包括埃爾哈特旅的成員，得到了庇護和受到了歡迎。。在這裡，魯登道夫將軍同一批其他心懷不滿的退伍軍官定居下來，*　在這裡，策動了多次政治暗殺，其中包括對馬修斯·埃爾茲伯格和瓦爾特·臘思瑙的暗殺。埃爾茲伯格是個溫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氣在將軍們打退堂鼓的時候出來簽訂停戰協定；臘思瑙是當時才華出眾、頗有學識的外交部長，極端派痛恨他，因為他是個猶太人，同時因為他執行了全國政府的政策，設法至少履行凡爾賽和約中一部分條款。

就是在慕尼黑的肥沃的土壤上，阿道夫·希特勒開始了他的活動。

當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時，他發現他所屬的那一個營處在“士兵委員會”的掌握中。這種情況使他十分反感——他說——於是他決定“立刻儘快離開”。這年冬天他在奧地利邊境附近的特勞恩施大因的一個戰俘營擔任警衛，次年春天又回到慕尼黑。他在《我的奮鬥》中談到，：他招惹了左翼政府的“不滿”，完全靠用馬槍對準3　個來捉他的“惡棍”才免於被捕。

在共產黨政權被推翻後不久，希特勒立刻開始他所謂的“第一次多少有點政治性質的活動”。這就是向第二步兵團調查委員會提供情報，這個調查委員會是為了要調查慕尼黑出現為時短暫的蘇維埃政權的責任屬誰而成立的。顯然，希特勒在這件事上出的力是被認為有價值的，因此陸軍繼續僱用他，派他在當地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新聞局工作。德國陸軍一反過去傳統，現在熱衷於政治，特別是在巴伐利亞，它在＇35＇那裡終於建立了一個合乎自己口味的政府。為了要擴大它的保守的影響，它給士兵開了“政治訓練”班，阿道夫·希特勒也參加了其中的一個班，而且是一個注意聽講的學員。據他自己的敘述，有一天，在聽講時，有人為猶太人說了一句好話，他就忍不住插嘴進去。他的反猶宏論顯然使他的上級軍官聽了很高興，他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一個團裡擔任教官。其主要任務就是同危險的思想——和平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作鬥爭；在陸軍心目中看來，這就是它在這個曾經對之宣誓要效忠的民主共和國中的作用。

對希特勒說來，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機，在他想進入的政治領域中，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認。特別是，這給了他一個機會來試驗和鍛鍊他的演講本領——正如他一向所認為的那樣，這是要做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第一個先決條件。他說：“一下子，我得到了在大庭廣眾說話的機會，過去我完全無意識地靠直覺而認為具有的東西，現在得到了證實，那就是：我是能夠‘演講’的。”這個發現使他非常高興，雖然這件事並不特別奇怪。他過去一直擔心他的嗓子可能由於在前線中了毒氣而永遠給毀了，現在他發現已經復原，足以使“至少在一個班的小房間裡每個角落”都能夠聽到。這一才能日後使他很輕易地成為德國最富於口才的演說家。他在電臺上演講時，幾乎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夠用他的聲音來左右千百萬聽眾。

1919年9　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陸軍政治部的一項命令，要他調查一下慕尼黑一個自稱“德國工人黨”的小小政治團體。軍方對工人的政黨一直都很疑忌，因為這些政黨都是由社會黨和共產黨控制的，但是這個政黨卻被認為可能有所不同。希特勒說，他“完全不知道”這個政黨。但是在他要調查的該黨會議上預定要發言的一個人，卻是他所認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