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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氣又好笑，”他後來臥憶說，“我絲毫無意參加一個現成的政黨，我要自己組織一個。他們對我的要求未免大自作主張了，根本不能考慮。”他正要這麼寫信作復，但是“好奇心又佔了上風”，他決定去參加他們邀請他出席的委員會會議，親自說明他不參加“這個荒唐可笑的小團體”的原因。

舉行會議的酒館是一家開設在赫倫街、名叫老羅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過燈光陰暗、闖無一人的餐廳，開啟門到後面的一間屋子裡，同委員會打了一個用面。在一盞昏暗的煤氣燈下，圍著桌子坐著4　個青年，其中就有小冊子的作者，她一見我進去就馬上非常高興地招呼我，歡迎我這個德國工人黨新黨員。

說真的，我非常吃驚。他們先讀了上次會議的記錄，對秘書投了信任票。接著司庫作了帳目報告——這個組織一共只有7　馬克50芬尼的經費——也對司庫投了信任票。這也記入了會議記錄。接著第一主席讀了給基爾、杜塞爾多夫和柏林的來信的答覆，人人都表示同意，接著是就收到的來信作了一個報告？？

討厭啊，討厭！這是最糟糕不過的俱樂部生活！難道我要參加這個組織嗎？但是坐在這間燈光昏暗的後室裡的這些小人物身上卻有什麼東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組織一個不僅僅是通常意義的政黨的新的運動”。那天晚上，他回到營房，“考慮我一生中最難回答的問題：我是否應該參加？”他承認，理智告訴他要推辭。但是？？正因為這個組織無足輕重，一個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機會“進行真正個人的活動”。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夠“給這個任務”幹些什麼。

我不名一文，沒有收入，這一點在我看來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較困＇38＇難的則是，我是個無名之輩，僥倖活著或者死去，連最近的鄰人也不會加以注意。此外，還有由於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難。

經過了兩天傷盡腦筋的思考以後，我終於決定我必須採取這一步驟。

這是我一生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決定。跨出了這一步以後，就再也沒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這樣成了德國工人黨委員會的第七名委員。

這個微不足道的政黨有兩個成員值得在這裡一提。他們日後證明對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陸軍第七軍區參謀部工作的恩斯特·羅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參加了這個黨。他是一個體格魁梧的職業軍人，脖子粗壯像頭公牛，眼睛細小像只肥豬，臉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給子彈打掉了，他生性愛好政治，有天賦組織能力，像希特勒一樣，他對民主共和國和他認為應該對之負責的“十一月罪人”懷有強烈的憎恨。他的目標是重建一個強大的民族主義的德國，他同希特勒一樣認為只有靠一個以下層階級為基礎的政黨才能做到這一點，不像大多數正規軍官，他本人就是來自這個階級，他是一個狠毒、無情、猛幹的人，不過也像許多早期納粹黨人一樣，是個有相公癖的人。他參與建立了第一批納粹黨打手，後來擴建成為衝鋒隊，一直由他領導，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處決為止，羅姆不僅給這個新黨帶來了大批退伍軍人和自由團義勇軍，成了該黨初期的骨幹，而且由於他是控制著巴伐利亞的陸軍的一名軍官，也為希特勒和他的運動取得了當局的保護，有時甚至是支援。沒有這種幫助，希特勒要想煽動人民推翻共和國的運動，也許是永遠不能夠得到真正開展的。可以肯定，沒有巴伐利亞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無事地採取他的恐怖和恫嚇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21歲，常常被稱為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個機智的新聞記者，同時又是一個平庸的詩人和劇作家。

他翻譯過易卜生的《派爾·金特》（《ＰｅｅｒＧｅｎｔ》），寫過一些從未上演過的劇本。在柏林，他曾經像希特勒在維也納一樣，過了一陣子波希米亞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個酒鬼，吸過嗎啡，據海登的材料，還進過精神病院，在那裡，他才總算能把自己的劇本上演，讓病人來當演員。他在戰爭結束時回到故＇39＇鄉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藝術家薈集的施瓦勃林區的勃倫納賽爾酒館裡，在一群欽慕者前面，宣傳亞利安人的優越性，主張消滅猶大人，推翻柏林的“豬玀”。

“我們需要一個頭子，”當時在慕尼黑工作的新聞記者海登引述埃卡特1919年對勃倫納賽爾酒館的常客作的演講說，“他要能夠吃得消機槍的聲音。群眾是需要嚇一嚇的。我們不能用軍官，因為大家現在不再尊重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