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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海軍不像西線的陸軍那樣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戰的第一個星期內就擊沉了11艘英國船艦，總噸位為64595　噸，幾乎等於1917年4　月德國潛艇戰最猖獗時英國在一週中所損失的半數，當時英國的處境岌岌可危。但英國的損失往後逐漸減少，第二個星期損失了53561　噸，第三個星期為12750　噸，而第四個星期只損失了4646噸——9　月份總計被潛艇擊沉的船隻為26艘並＇636＇135552　噸，被水雷炸沉的為3　艘共16488　噸。”

這種損失的陡然減少，有一個原因是英國人所不知道的。9　月7　日，雷德爾海軍元帥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長時間的商談。由於在波蘭旗開得勝以及法國並未在西線發動進攻而大喜過望的希特勒，叫海軍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國表現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剋制”，英國人也在“舉棋不定”。鑑於這種情況，德國人決定大西洋上的潛水艇毫無例外地放過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對法國船進行攻擊，並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號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號兩隻袖珍戰艦暫時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爾在日記中寫道：“總的政策是實行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進一步明朗化，這大約需時一星期。”

推翻希特勒的佐森“密謀”

密謀分子們再一次立即開始行動的時刻到來了，或者說，他們自以為是到來了，發愁的勃勞希契和哈爾德，面臨著嚴酷的抉擇：或者是採取他們在10月14日所想到的第三種“可能”＇　即除掉希特勒＇　，或者是在西線發動他們認為會給德國帶來災難性後果＇48＇的進攻。軍隊和文職機關中所有突然活躍起來的“密謀者”都力主走第一條道路。

戰爭爆發以來，他們已經遭到過一次挫折。在進攻波蘭前夕，早已退休的馮·哈麥施但因將軍又暫時被起用，在西線擔任一個司令官的職務，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星期，他曾經竭力邀請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視察一下，以表示在進攻波蘭的時候他並沒忽視那條戰線。實際上，哈麥施但因將軍，這個希特勒的死對頭，是想要把他抓起來。費邊·馮·施拉勃倫道夫早在9　月3　日英國政府宣戰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飯店匆忙會見奧吉爾維·福比斯的時候，把這個陰謀悄悄地告訴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經嗅出氣味不對，謝絕了那位前陸軍總司令的邀請，並且過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

但密謀分子們仍然同英國人保持著聯絡。他們沒有能夠採取行動阻止希特勒消滅波蘭，他們現在集中力量於避免戰事向西蔓延。文職密謀分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認識到，在德意志帝國中，唯有軍隊有辦法制止希特勒。隨著總動員和在波蘭取得的閃電般的勝利，軍隊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極大的增長。但是正如哈爾德對那些文職密謀分子所解釋的，由於編制擴大，軍隊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軍官隊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預備役軍官，而他們當中很多是狂熱的納粹分子。同時部隊計程車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腦袋的納粹思想。哈爾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賴的並且肯於反抗元首的部隊是不容易的。無論是對敵人還是對朋友，哈爾德都是一個善於強調困難的人。

將領們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文職密謀分子認為也完全應當考慮。就是如果他們發動一次反對希特勒的政變，英法是不是會利用政變在軍隊和國家中所造成的混亂，從西線大舉入侵，佔領德國？並且，雖然他們已經推翻了那個罪魁禍首，英法是否仍然會向德國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條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國人保持聯絡，以便取得明確的諒解，使西方盟國不利用德國反納粹的政變趁火打劫。

他們透過好幾條途徑同英國人接觸。其中韋一條途徑是由約瑟夫·繆勒博士透過梵蒂岡發展出來的。這位博士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師，體格魁偉，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蠻勁兒，所以在年輕時得到過“蠻牛約瑟夫”的綽號。他在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的默許下，於10月初曾經到羅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岡同英國駐教廷公使建立了聯絡。據德國人說，他不僅取得了英國的保證，並且還得到了教皇的諾言，同意在新的反納粹德國政權和英國之間充當調停人。

另一個接觸點在瑞士的伯爾尼。威茲薩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649＇　德國駐倫敦代辦的西奧多·科爾待當德國駐瑞士公使館的參贊。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時和一個英國人菲利普·康維爾一伊凡斯博士碰頭。後者曾經在德國柯尼斯堡大學擔任教授，不僅成了研究納粹主義的專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納粹的同情者。

10月的下半月，康維爾一伊凡斯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