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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進軍，輕取遼瀋，但他沒有率師繼續前進，停了一段時間，這樣一來，戰守形勢又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明朝遼東新經略熊廷弼整飭兵備加強邊防，阻礙了後金的進兵。

熊廷弼，字飛百，湖廣江夏（今武昌）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廷弼身長七尺，有膽有識，才華橫溢，秉性剛直，不畏權貴。他雖然身列文班，卻因邊患孔亟，積極鑽研兵法，苦練騎射，連清修的《明史·熊廷弼傳》，也贊其有“蓋世之材”、“善左右射”，實為文武雙全之能臣。萬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巡按遼東，覆勘原任遼東總兵官寧遠伯李成梁與巡撫趙楫丟棄寬奠等六堡新疆八百里之事，查明二人棄地驅民之過，疏劾其罪。熊廷弼早就看到建州發展迅速，必為大患，連上章疏，大聲疾呼，奏請核邊地，興屯田，飭營伍，增士卒，聯絡南關北關，所言皆中時弊。後因事與某官相訐，聽勘歸田。萬曆四十七年（1619）三月初薩爾滸慘敗以後，因其熟悉邊事，吏部等衙門連疏奏薦，於三月末特予起用，升任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宣慰遼東，六月又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代楊鎬任遼東經略。

熊廷弼面對敵強我弱、危在旦夕的險惡形勢，毫不畏懼，在大學士、兵部尚書等達官大僚畏敵成疾紛紛引病告退的浪潮衝擊下，他毅然挺立，逆流而進，力挽狂瀾，擔起了拯救危遼的艱難重任，在短短的一年裡，徹底扭轉了危局，穩定了遼東，鞏固了邊防，增強了軍力。這個奇蹟之所以能夠出現，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熊廷弼不畏艱險，親自巡視邊境城堡，收拾殘局。熊廷弼尚未出京，開原失陷，剛出關，鐵嶺又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他雖然僅僅帶了幾百名疲弱士卒，卻並不畏難而退，反而兼程前進。八月剛到遼陽，即令僉事韓原善往撫遼陽，但韓“憚不敢行”。繼命僉事閻鳴泰往，閻至虎皮驛（今瀋陽城南），不敢前行，“慟哭而返”。熊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撫順離建州太近，恐有危害，力行諫阻，熊廷弼泰然自若地說：“冰雪滿地，敵不料我來”，遂鼓吹而入。時兵燹之後，數百里無人跡，熊廷弼祭悼死難兵將士民，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這對穩定民心，振作士氣，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人心復固”。《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傳》；《熊襄愍公集》卷八。幾個月以後，為了鞏固東南防務，熊廷弼又從奉集至威寧，歷陽、寬奠，緣鴨綠江岸抵鎮江城，復迂道看險山舊邊，轉渡夾河，登鳳凰山尋莫利支屯兵處，再從鎮夷、鎮東、甜水站而歸，往返十三日，行走千餘里。

其次，確定了正確的抗敵方針。萬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熊廷弼在巡視邊城觀察形勢以後，上呈《敬陳戰守大略疏》，提出“以守為穩著”，“守正所以為戰”的根本戰略方針，奏請集兵十八萬，馬九萬匹，分駐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及鎮江六處險要地方，每路設兵三萬，置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人，畫地而守，無警就地操練，小警自為堵御，大敵互相應援，遼陽設兵二萬，策應四方。這套戰略佈置，是十分正確的，發揮其長，克服其短。當時，後金軍善騎射，士氣高，慣於猛衝猛打，交戰之時，萬馬飛馳，“鐵騎衝突，如風如火”，瞬息而至，箭射刀劈，敵不及防，片刻即亡，薩爾滸之勝，即系一例。但他們缺乏火器，長於野戰，短於攻堅，遇逢深塹寬濠高牆堅城，騎兵難以施展，只有使用計策，誘敵出戰乘機殲滅，或縱間入城，從中破壞，開門內應，趁亂而入。開原之失，就是智取的成功。明軍大敗之後，鬥志不旺，弓箭不佳，但火器眾多，憑藉堅固城池，據險扼守，以逸待勞，便可克服不善野戰的短處，發揮槍炮的威力，依靠人多地廣財源豐富的優越條件，打一場比資源，拼物力、人力，以守為主，由守而戰的持久戰，就能抵消敵之長處，暴露對方弱點，發揮自己優勢，擋住後金軍進攻，守住城池，穩定戰局，再伺機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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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遼瀋之戰（3）

其三，徵兵調將，趕製器械，修建城池。熊廷弼屢上奏疏，多方催督。徵調川浙土兵，招募各方勇士，很快就改變了兵少又弱的狀況，從區區兩三萬敗殘之卒，演變為擁兵近二十萬的龐大軍隊。原來糧草奇缺，士卒飢疲，他督促部屬，徵集牛車三萬餘輛，“晝夜趕運”，“軍中始有糧草”。薩爾滸慘敗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熊廷弼奏發京城大炮數千位，又增造大炮數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