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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餉不繼，守具缺乏，自然更加劇了將官的怯戰情緒。他們逗留不前，戰守不力，畏敵如虎，一戰即潰。就連熊廷弼推崇為大將的甘肅總兵官李懷信，雖然久經沙場，屢立軍功，史稱“勇敢有謀”，“威名著河西”，然當其被委任為援剿總兵官，率師赴遼時，儘管經略連上奏疏，特地奏請皇上命李急行出關，帝令立即赴援，“兵部馬上差人守催”，限於九月初八日出關，十二日抵遼陽，可是，限期已過，李懷信卻仍然安坐甘肅，且投文兵科，要錢要馬要兵，寸步未行，究其內心，“不過憚於援遼，另尋枝節”而已。號稱勇將、大將之人，尚且如此，其他將官之貪生怕死臨陣潰逃，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三，士氣不振，人心惶惶，軍民思逃。薩爾滸之戰，十萬大軍數日盡沒，開原堅城，頃刻覆滅，在心理上給予遼東軍民沉重打擊，兼之舊經略楊鎬昏庸笨拙，束手無策，領兵將官畏敵如虎，使得遼民心驚膽戰，晝夜不安，一有風聲鶴唳，便倉皇逃散。早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六月末，開原剛一失陷，中固、鐵嶺、懿路、汛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國而逃”，永奠、新奠、大奠、陽、孤山、撫安、柴河等數十堡，不戰自棄，“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七月初一，大學士方從哲根據遼東經略、監軍的題本，上奏說：“鐵嶺、瀋陽人民，逃竄幾空，遼陽之危，只在旦夕。”《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八十四。贊畫劉國縉費了很多心血，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名，分發鎮江、寬奠、陽、清河等處防守，十二月，清河之兵，“陸續盡逃”，鎮江、寬奠、陽，“亦有盡隊而逃者”，總共只剩下三千餘名老弱殘兵。

由於以上原因，六月開原失守，七月鐵嶺被佔，八月二十二日葉赫滅亡，遼陽、瀋陽真是危如累卵，朝不保夕，這一點，在遼東經略熊廷弼和大學士方從哲等人的奏疏中，講得非常清楚。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長疏，極言“遼左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支，備陳兵馬軍民器械將領不堪戰守之狀，以祈省覽”。吏部等衙門尚書趙煥等，以“奴酋攻陷北關，經臣極言遼瀋危急之形，無將無兵無馬無器械，軍民離心，不能戰守，倘奴乘勝長驅，必薄都城之下”，“無限憂惶”，因而會合“大小衙門官員”，詣文華門，“直陳遼左垂亡，京師立蹙”，懇乞神宗臨朝。

第一節 遼瀋之戰（2）

大學士方從哲，雖然平時一向庸碌因循，順從帝意，也因形勢險惡，特上《遼左潰散人心離散疏》，奏稱：

昨晚接經略熊廷弼揭，極言遼左潰散之形，人心離散之狀。……夫國家所恃以捍禦寇賊保守邊疆者，全在人心，人心不固，即金城湯池，甲士如林，芻粟如山，亦不能守。況該鎮喪敗之後，盔甲器械馬匹，件件不備，火器全無，雖有幾萬傷殘之卒續到赴援之兵，然皆露頂赤身，空拳徒步，以此當大敵御強虜，豈有幸乎。以是，上自將領，下及軍民，無一人不為逃走計，無一念無一刻不為逃走計，目前若此，猝遇賊兵臨近倉皇急迫之秋，豈經略一人所能整齊而約束者哉。今日遼陽之勢，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薊門之患，真剝膚不足喻其急。……廷弼自以勢不可為，力不能支，請皇上早作區處，其情亦甚迫矣。……《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八十六。

正因為遼瀋危在旦夕，難御後金，熊廷弼苦心思索，找不到救急良策，無可奈何，於九月初提出了放棄瀋陽，專守遼陽的建議，上奏朝廷說：“自奴陷北關以來，人心逾潰，瀋陽空壘，獨力難支。據道臣韓原善、閻鳴泰及該城官生人等，鹹欲歸併遼陽，還兵自保，揆之人情事勢，實不得不然。退縮自固，羞憤何言，倘邀皇上之靈，守得遼陽，俟明春二三月間，大兵厚集，再圖恢復。”《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八十六。

這個方案，並不可取，遼陽離瀋陽只有一百二十里，後金軍進入空城瀋陽之後，一天即可包圍遼陽，幾萬殘兵敗將，怎能抵禦八旗勁旅，這一計策，實屬下策，可謂無策，但既然缺兵少將，就只有走這條絕路了。

綜上所述，可以絕對肯定地說，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六月取開原、八月滅葉赫以後的幾個月，是後金軍奪取瀋陽、遼陽進駐遼東的最好時間，不需要花費多大力氣，就可達到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於什麼考慮，努爾哈赤並未揮師西征，而是安坐建州，按兵不動，錯過了輕取遼東的良機，一年半以後，只是在率軍猛攻、傷亡累累的情況下，才將瀋陽、遼陽打下，付出了本來可以避免的重大代價。

二、　揮軍猛攻

政治風雲變幻莫測，軍機兵情瞬息萬變，努爾哈赤本來可以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