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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匹械仗，無處尋覓”。明臣唯一倚以阻敵的是狹窄水淺的三岔河，而這長達一百五十里的河防，竟只有一千兵戍守，實際上等於無人。

刑科給事中熊德陽，奉命往遼，祭告醫無閭山之神，回京後，於五月中上奏，敘述耳聞目睹的遼東情形說：

若關外一線之路，寄於海與西虜之間，村落殘破，驛遞蕭條，……至廣寧雖稍成城鎮，然實不及江南一中縣也。城在山隈，可俯首而窺，聚族幾何，可屈指而盡，所恃三岔河，而黃泥窪可褰裳而渡，日望援兵，不啻拯焚救溺。……遼陷一月，援兵尚未至廣寧，雖有不棄廣寧之名，已有棄廣寧之實矣。《明熹宗實錄》卷十。

熊德陽的這份奏疏，道明瞭廣寧危如累卵和明已實棄廣寧的真情。無兵無將無糧無餉，甲仗火器蕩然，地形不利，援兵不至，廣寧怎能堅守？因此，明人皆謂“河西必不能保”。監軍御史方震儒更指出：　遼陽失守訊息傳到廣寧，軍民官紳萬分驚恐，“人又奔散，生員縊於學宮，推官縊於衙宇”，巡撫亦欲逃竄。從遼陽逃出來的監軍高出，竟上揭明廷，力言“廣寧不可守，請捐以予西虜，資其扞禦”。

如果努爾哈赤打下遼陽之後，立即揮師西進，全殲這千餘殘兵，攻取防守不嚴的廣寧城，盡佔遼河以西廣闊土地，易如反掌，努爾哈赤就能輕易地成為君臨全遼的英明汗了。可是，他計不出此，忙於掠人畜，徵糧賦，按兵不動，重蹈覆轍，失去了輕取廣寧的極好機會，為明朝調兵遣將，加強防禦，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　“經撫不和”

後金天命七年（明天啟元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爾哈赤親率八旗貝勒、大臣，統軍西征廣寧，明金之間第三次大戰開始了。

從戰守形勢看，雙方情況很不一樣，各有利弊，互有短長。後金的有利條件是，自天命三年（1618）取撫順起，中經薩爾滸之戰，下開原、鐵嶺，到重創明軍於遼陽、瀋陽，四年之內，屢敗敵兵，所向無敵，進駐遼河以東廣闊地域，擴地數千裡，軍威遠揚，士氣高漲。然而，金兵雖然善於野戰，長於騎射，但火器不多，尤其是重型大炮數量更少，因而短於攻堅，遼陽、瀋陽之戰，都是誘敵出城殲滅敵軍後，加上“奸細”內應，才能打下城高塹深的兩大重鎮。除了這一原有弱處以外，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這就是遼東人民猛烈反抗金軍的進佔，或投毒藥，或斬殺旗兵，或與明臣聯絡，約定期限，裡應外合，大批遼民拼死外逃，掀起了反對後金壓迫的強大斗爭（詳見本章第三節），嚴重消耗了後金的財力、物力和兵力，牽制了金兵的西進。汗貝勒不得不留下部分軍隊，駐戍要害城堡。後方不穩，必然影響出征，給軍事統帥帶來很多限制。首先，他們被迫力求必勝，因為萬一失利，轄區漢民一定會乘機而起，砍殺守兵，內外夾擊，切斷金兵的退路，那時不僅在遼瀋地區立足不穩，建州老營也回不去了。其次是汗、貝勒不得不採取迅速決戰，一攻即克，一打便勝，不能延誤，不能長期對壘。否則，既在人力、財力、物力（糧餉、火器等）上比不過明朝，不能打消耗戰，而且後方遼民必然要與明軍聯絡，待機起義。這種只能勝不能敗，只能速勝不能僵持，孤注一擲沒有後路的局面，甚為兵家所忌，往往導致失敗。

就明朝來說，明廷確實下了最大的決心，花了極大的氣力，可以說是竭盡全力，來對抗後金的進攻。熹宗朱由校即位以後三個月內，就連發兩次帑金，共兩百餘萬兩，用於遼東軍務，天啟元年（1621）三月、十月，又兩次發銀兩百萬兩。一年之內，就從皇帝私庫撥銀四百餘萬兩，作為遼東兵費，其數量之大，空前未有，足見明帝抵禦後金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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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西征廣寧（2）

因此，明廷竭力征調兵馬，天啟元年三月二十一日遼陽失陷，四月初三即募兵於通州、天津、宜府、大同，十三日又募兵於陝西、河南、山西、浙江，又起用熊廷弼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擢參議王化貞為遼東巡撫，四處抽調招募兵丁，到七月末，除河西額設舊兵及留守山海官兵外，廣寧有援遼出關官兵三萬九千餘人，召集殘兵兩萬九千餘名，招募鄉兵一萬六千餘，共八萬四千八百餘人，出關軍馬兩萬六千餘匹，工部解過紫花布鐵甲三萬副、選鋒梅花甲三千四百副、帽兒盔六萬頂，以及大批刀斧弓箭鋼鐵和槍炮。九月底，廣寧舊兵及新募徵調，已達十四萬餘人，有馬五萬餘匹，工部解過紫花等甲八萬四千副、紙甲三千副、盔八萬頂、刀槍斧等兵器七萬八千六百餘，“弓矢銃炮火藥稱是”，海運米豆百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