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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石，熊廷弼還親統京兵五千、戰馬六千匹出關。明軍火器很多，僅由京解運出關的滅虜、虎蹲炮就有五百一十門，運至廣寧的硝磺火藥有二十一萬餘斤，還有二十二萬餘斤留駐永平。到交戰前夕的十二月，援遼官兵出關總數已達二十萬。其中，廣寧有兵十三萬，熊廷弼領兵一萬，駐右屯衛。

就兵數而言，明軍超過後金兵，以武器而論，明方火器眾多，又是以守待攻，因此這次大戰，應是不相上下難分勝負的。但是，明軍存在著致命的弱點。明朝政府已十分腐朽，承擔不了抵禦後金的重任，兵再多，將再廣，武器再好，也挽救不了它必然失敗的命運。這集中地反映在所謂的“經撫不合”問題上。

“經撫不合”，是當時明廷朝野中十分流行的一個專用名詞，指的是遼東經略熊廷弼與遼東巡撫王化貞兩人意見相左，勢如仇敵。熊為經略，應當總理遼東軍務，應是主管遼東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最高官員。王化貞是遼東巡撫，理應為熊屬員，聽其指揮，但實際上卻完全是另一回事。明廷（主要是閣臣和兵部尚書張鶴鳴）對王化貞言聽計從，寵信備至，授予軍事指揮大權，對熊廷弼則多方遏制，屢出難題，駁其立議，而且縱容科道對彼糾參。王化貞獨鎮廣寧，擁兵十三萬，而號稱經略的最高長官熊廷弼，只有官兵一萬，對軍事行動沒有決策權，進止悉由王化貞獨專，熊則困坐山海關，“徒擁經略虛號而已”。交戰前夕，帝命群臣集議戰守大計，除太僕寺少卿何喬遠、御史夏之令、給事中趙時用的主張與熊相同以外，“餘多右化貞”，兵部尚書張鶴鳴更力主專用化貞，撤掉熊廷弼。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是明帝認為熊無才幹或一直不信任熊廷弼嗎？不是。天啟元年（1621）三月十三日瀋陽失守，十九日報至京師，朝野震動，帝即傳諭內閣，速上應急長策，二十日，大學士劉一燝立上奏疏，極言“熊廷弼守遼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驅除，及下九卿科道會議，又皆畏避，不敢異同，而廷弼竟去，今遂有瀋陽之事”。又說：“昨遼東按臣張銓遺書長安，謂今日急著，非舊經略熊廷弼不能辦此事。”《明熹宗實錄》卷八。二十五日，帝命起用舊經略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馬上差人守催”，令其即來任職。二十六日遼陽失陷訊息至京，“京師戒嚴”，詔令廷臣集議，均無良策。二十九日，帝特遣專使捧敕，往諭熊來京任職，其敕說：

朕惟爾經略遼東一載，威懾夷虜，力保危城，後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風聞糾論，敕下部議，大臣又不為朕剖分，聽令回籍，朕尋悔之。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適遼陽失陷，墮爾前功，恩爾在事，豈容奴賊猖獗至此。爾當念皇祖環召之恩，今朕沖年，遘茲外患，勉為朕一出籌畫安攘，其即日叱馭前來，庶見君臣始終大義，特命該部齎敕召諭，如敕奉行。《明熹宗實錄》卷八。

此敕高度讚揚了熊廷弼“威懾夷虜”保全危遼的卓越才幹和特殊功勳，譴責了言官和兵部亂髮議論排擠能臣的過失，責備了自己誤聽閒言的錯誤，懇請廷弼出山，為君分憂。這最有力地表明瞭天啟皇帝和內閣大學士知道熊是保全危遼的能臣，既有才幹，又樹立了功勳，因而重新起用，特予恩寵。

四月初二，帝又諭部院說：“……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警後。”《明熹宗實錄》卷九。隨即將彈劾廷弼的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郭鞏、閱視遼東的給事中姚宗文等，分別論處。

五月廷弼入朝，六月初一上抗金保遼的三方佈置策，主守廣寧，出舟師入遼南。初六日，明帝升廷弼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駐紮山海關，經略遼東等處軍務。在此之前，遼東先後用了三個經略，即楊鎬、熊廷弼、袁應泰，楊是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熊、袁都是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左、右侍郎是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是正五品，而此次廷弼升為兵部尚書，官品是正二品，兼右副都御史，官品為四品，皆比過去的經略官品更高、職銜更崇。七月初三，以廷弼將離京赴任，帝從閣臣請，以經略尚書奉命專征，“宜重事權”，“隆禮數”，除專敕外，加賜敕書一道、尚方劍一把，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又特賜大紅麒麟服、彩幣四。按明制，武官一品二品的官服，是繡的獅子，公、侯才能繡麒麟，這也表明廷弼是蒙受殊寵的。明帝又賜宴廷弼于都城外，命五軍都督府及六部、戎政、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餞。《明史》評述此事說，此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