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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每年太倉歲入銀才四百餘萬兩，加上“遼餉”加派五百二十萬兩，也不到一千萬，而熊廷弼要調兵三十萬，年需兵餉一千二百萬兩，從何而出？明臣多因餉費兵冗苦累全國而擔心，紛上奏疏。御史徐景濂奏稱：“如兵必滿三十萬，餉必盈千餘萬，而後大舉，幾閱春秋，恐點鐵無術，飢寒潰敵，更可寒心。”《明熹宗實錄》卷十四。刑科右給事中孫杰疏言：“且往年兵議十八萬，餉議七百萬，尚苦不湊，今兵需三十萬，餉需一千二百萬，恐竭中國財力不足供也。”《明熹宗實錄》卷十六。

龐大的軍費，怎樣籌辦？天啟元年九月，署戶部事左侍郎臧爾勸，奏上理財疏，提出十項建議，主要是從皇帝、王公貴族及軍民身上打主意，要將年供內庫的金花銀一百萬餘兩，拿出一半，解充遼餉，要叫歲祿八千石以上的親王、歲祿六千石以上的郡王，將其超過的祿米捐助遼餉，要增加崇文門、北新關等所收稅銀等。這直接損害了帝王的私人利益，熹宗當然不會採納，結果困境無法擺脫。

軍餉浩繁，民力難支，廣徵兵士，亦禍害無窮，四川、貴州相繼發生徵兵激變之事。天啟元年七月，科臣明世舉捧檄起土司兵援遼，“誅索無厭”。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令土目帶兵一萬，詣重慶點閱，巡撫徐可求置之不理，謾言兵少，土兵伺候月餘，“洶洶思亂”，而可求卻濫施淫威，杖責頭目，並欲“盡黥土兵之面，以別記驗”，土兵忍無可忍，殺巡撫、道臣、知府、推官及總兵、參將一百五十餘員，奢崇明隨即興兵，踞重慶，圍成都，“川東、川西、川南四十九州縣望風瓦解”。

第二節 西征廣寧（6）

十二月，內閣首輔葉向高，以熊經略主守，反對速戰，力言必集兵三十萬，才能進軍，致書廷弼，十分憂慮地說：“承教，遼事未可戰，自是確論。然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此，騷動已極，若徵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王在晉：　《三朝遼事實錄》卷六。果然，第二年二月，水西土同知安邦彥起事於貴州（延續了十七年）；五月，白蓮教徐鴻儒舉義旗于山東，各地兵變頻仍。不久，又爆發了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明末農民大起義，明廷即將崩潰衰亡，葉向高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確有真才實學，熟知敵情，善於用兵的遼東經略熊廷弼，所上主守的正確方針，得不到朝廷的贊同，反因直言得罪了言官及兵部尚書張鶴鳴，失寵於明廷，被排擠，缺兵少將，一籌莫展，而誇誇其談，巧言詭辯，腹中空空，不知用兵為何物的王化貞，卻以速戰速勝論，騙取了明廷的信任，獨掌遼東軍務大權，終於導致廣寧失守。這場“經撫不和”之爭，以及王化貞的得勢，熊廷弼的閒置，最集中、最有力地表明瞭，明王朝確是腐朽萬分，不能挽救遼東危局，無法抵擋金兵的進攻了。

三、　輕取廣寧

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爾哈赤親統八旗勁旅，西征廣寧，二十日，圍西平，二十一日取西平，大敗明軍於平陽橋，二十四日入廣寧，明金第三次大戰又以明朝慘敗而結束。

明、清官員、史臣，以及近人論著，多認為此次明朝的失敗，是由於“經撫不和”，此說雖然不無道理，但並未抓住實質問題，沒有找出關鍵因素。經、撫不合，熊、王二人及其同僚好友，花費了大量精力和時間，彼此舌戰筆戰，爭輸贏，定是非，比高低，互相攻擊，固然對用兵有些影響，但並不能發生決定性的作用。總觀當時戰局，熊廷弼已失去主管遼東的大權，一切以王化貞之意為進止。王掌握了用兵之權，甚至在廣寧失守前夕，明廷已決定升王為經略，讓他名正言順地獨主遼東。因此，廣寧之戰，經略熊廷弼已不能過問軍事，純由巡撫王化貞主管，實際上是王化貞與努爾哈赤交戰，是對王的戰略、戰術及其指揮才能的嚴峻考驗。戰爭的結果證明，這個自命不凡的王化貞，雖被明廷吹捧為不畏強敵的大丈夫，獨守孤城保全河西的大豪傑，力挽狂瀾誓死報國的大忠臣，原來卻是一個不懂兵法的門外漢，大言不慚譁眾取寵的騙子，遊手好閒不理軍務的懶人，並且還是一個膽小如鼠見敵即潰的逃將，他的錯誤用兵方針和拙劣的領導才能，正是直接造成明軍慘敗的根本因素。

遼東巡按、監軍御史方震儒，在戰後上奏說，明兵之敗，是因撤廣寧、鎮武之兵，調往西平，與金兵交戰，使得廣寧空虛，人心洶洶，河西失守。此說亦難成立。王化貞本來一向主張進擊，不重防守，但幾次出兵浪戰，皆未成功。大戰之前，軍情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