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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領軍出征，甚為汗父寵愛，是聰睿恭敬汗“愛如心肝之四子”。努爾哈赤除掉親弟舒爾哈齊以後，各旗皆為其所有，他將一些旗和牛錄分賜予子侄，使其承受專主，讓他們成為牛錄之主固山之主。但是，努爾哈赤握有最高所有權，他可以賜予子侄，也可以調換牛錄，還可以收回。他這個聰睿恭敬汗是全國之主，是各旗之主，有權懲治或擢升各貝勒臺吉。褚英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權力沒有汗父那樣大。褚英奉父之命執政，本身又是大福金所生的“皇長子”和汗位的繼承人，親轄部眾五千戶，一再領軍出征，立有軍功。因此，他可以“折磨”四個弟貝勒，“使其苦惱”，但他畢竟是四弟的同輩，原來都是並肩而行的貝勒，現在一躍而為執政之人，擺架子，耍威風，這些貴為固山之主，親為汗之心肝的四個貝勒，很難心服。而且褚英還只是奉命執政，還只是繼承汗位的嗣子，而不是真正的女真國汗，沒有汗父努爾哈赤那樣大的權力，不能支配其他弟弟擁有的牛錄和固山。老檔說，汗父死後，褚英將不賜齎財帛馬匹與弟弟，他即位後要殺與其成仇的弟貝勒和大臣，這正表明此時褚英還沒有這個權，既不能籍沒汗父已經賜予兄弟的財物（實際上也包括部眾兵將），又無權賞賜財帛人丁與弟貝勒和大臣，因為他只是一旗之主，還不是全國之主，沒有那樣多的人畜財帛，而且他還不能誅殺違命的貝勒大臣，汗父沒有把這個權交給他。正因為是這樣的局面，所以，褚英雖然可以“折磨”弟貝勒，而弟貝勒卻不心服，反而聯合上告汗父。如果是努爾哈赤這樣行事，他們怎敢違命！他們怎敢上告！上有全國之主的汗父努爾哈赤，下有勢力強大的四個弟貝勒，還有汗父親自擢用的親信五大臣，褚英的位子很難坐穩，統治權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褚英要想牢固掌握軍國大權，萬無一失地繼承汗位，就必須限制、打擊四兄弟和五大臣，這樣一來也就可以架空汗父，逐漸掌握全部權力，而這一點，正是四個貝勒和五大臣不能接受的。因此，褚英的褊狹和虐待，四弟、五大臣的聯合上告，實質上是褚英與汗父爭權，與四弟爭權，這是一場爭奪汗權、削弱旗主權力與反奪權、反限制的激烈的###。

第四，褚英心懷不滿，被父斬殺。四弟、五大臣上訴於汗，控告褚英的虐待及封鎖訊息，不讓他們將褚英的所作所為向汗報告。努爾哈赤從萬曆十一年（1587）以遺甲十三副起兵，南征北戰三十年，久經政治風霜，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一個地廣人眾的強國。他深悉創業的不易，更知曉人心難測和權力角逐的殘酷無情，三十來歲的褚英的如此行動和用意，怎能瞞過年過花甲老謀深算的聰睿恭敬汗。努爾哈赤十分生氣，對褚英厲聲斥責，嚴加防備。褚英感到難繼汗位，大禍將至，憤怒不平，憂慮萬端，死念萌生，作表焚天詛咒汗父、四弟、五大臣，被父發覺，幽禁斬殺，年方三十六歲驍勇善戰的廣略貝勒，就這樣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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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福金富察氏的休離（1）

努爾哈赤第二個大福金富察氏，名滾代，原嫁威準，是景祖覺昌安的三哥索長阿之孫。威準死後，大約於萬曆十三、十四年（1585—1586）再嫁與努爾哈赤，生莽古爾泰、德格類和莽古濟格格。《武皇帝實錄》卷一載，萬曆二十一年（1593）九月，努爾哈赤得知葉赫、烏拉九部聯軍來攻，因尚未天明，怕兵士夜出，震驚城中人，下令天明出兵。“言畢復寢。滾代皇后推醒太祖曰：　今九國兵馬來攻，何故盹睡，是昏昧耶，抑畏懼耶？”這位與努爾哈赤曾經長期共患難創業建國的滾代皇后，在此以後，很長時間內，《武皇帝實錄》中找不到她的材料，直到天命九年（1624）四月敘述景祖、皇后等陵從赫圖阿拉遷至遼陽安葬時，才順便寫道：“其繼娶滾代皇后及皇子阿兒哈兔土門靈櫬，亦同移於此。”這位皇后何時去世？是年老病逝，還是因罪誅戮？按其記述而論，既是“繼娶滾代皇后”，仍冠以皇后的尊稱，又書其“靈櫬”亦移於此，應是病卒，應是善終。可是，《清世祖實錄》卷三卻載稱：“（順治元年二月戊子）以大妃博爾濟錦氏祔葬福陵，改葬妃富察氏於陵外，以富察氏在太祖時，獲罪賜死故也。”這樣看來，富察氏是有罪被誅了，但她究竟所犯何罪？何時賜死？仍系疑問。

近人唐邦治編輯的《清皇室四譜》卷二載：“繼妃富察氏，名袞代。……天命五年二月，以盜藏金帛，迫令大歸，尋，莽古爾泰弒之。”貴為皇后，富有全國，為什麼會竊取財帛？為什麼又要以此小過廢除後位，迫令回居嫁家？為什麼其子又要弒殺親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