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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還是女性作家。臺灣的蘇雪林比冰心年紀大，但五四運動發生時她在安徽老家，還只有嚮往的份兒。

年輕總是氣盛。許多新銳說起冰心，都一臉的不服氣：不就是比別人早寫文章早出名嗎？（張愛玲深有感觸地說：“出名要趁早。”）盡是些愛呀美的，太淺了。不錯，冰心似乎永遠也學不會深沉和世故。前些年看報道，講冰心和蕭乾會面，一見之下，兩人就互相吻了吻。這有點兒奇特，但不奇怪———冰心指著蕭乾說：他是我的小老弟，我總叫他“小餅乾”（冰心的逝世與傷心蕭乾的離去有無關係？）———總好過冰心握著蕭乾的手說：蕭乾同志哪，要為革命保重身體呀。

接下來冰心就很氣憤地對蕭乾說：“作協有些人真不像話，太不像話了，竟然用公家的車辦私事！真太不像話了！”看到這裡不禁啞然失笑，又懷疑記者是不是在生安白造。都什麼年代了，她老人家還在為這種連腐敗都算不上的假公濟私大光其火？若是真的，證明冰心老人還和五四時代一樣純。

冰心在我們的文學生活中，其實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讀過中小學的人，一定學過她的《寄小讀者》、《小桔燈》，讀到大學中文系，多多少少要讀她的《春水》、《繁星》、《超人》、《斯人獨憔悴》、《去國》這幾篇，還有文學青年都熱愛的泰戈爾，最通行的也是冰心的譯本。可是冰心常常被我們忽略，幾乎再也沒有人肯承認自己受冰心的影響，她在我們心目中只是一個“文學老祖母”，一個新文學的象徵。八九年前冰心寫過一篇小說《遠來的和尚》，被《小說月報》安排在當期的頭條，寫國內的飽學之士飽受排擠，外國來的不文之輩卻被敬若上賓。很簡單的不平。歲月給文筆添上了淡泊，卻洗不去“五四”那股憂世傷懷的氣息。這跟同期的正在狂飆突進的操練先鋒的小說距離多麼遙遠啊。因此這種安排理所當然被視為一種尊重、一種致敬、一種對開創草萊的前輩的報答。

說實話，我也不愛讀冰心的小說。我們已經被20世紀教得太複雜了（以賽亞·伯林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壞的一個世紀）。如何還能容忍這樣的簡單？要熱血報國，但家庭不允許；對人生絕望，被世界遺棄，貧窮、不公、自私、愚昧在世上橫行，讓人們窒息———是的，這些幾乎是永恆的問題，可是我們能否接受冰心給的答案？她真誠而無力地喊著：愛吧，像母親一樣地愛吧，愛是征服一切的力量。可信嗎？可愛嗎？可笑嗎？可憐嗎？堂吉訶德面對巨大的風車，手裡舉著一根柳條，那是他想象中的長矛。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輕視冰心和她的時代。但是且慢，自大的現代人，讓我們“回到現場”，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讓你選擇，你是願意每個人都指責用公車辦私事，還是願意自己也鑽進某位親友弄來的公車？你是願意熱血沸騰充滿道德激情地為理想吶喊，還是願意灰心喪氣缺乏目標地在憂鬱中生活？你是願意堅信世上有是非的存在，堅信自己站在真理的一邊，還是願意看不見正義邪惡的界限，在道德邊緣徘徊？你是願意夢想“她也一定會好起來，因為我們大家都好了”的結局（《小桔燈》），還是願意被迫接受“正因為絕望，我們才被賦予希望”（阿多諾）？你是願意不斷為人類的進步而歡呼，還是願意看人類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的深淵？

如果讓冰心老人來選擇呢？

某期《天涯》上登過一位百歲老人的語錄。她摸出一元錢來給小保姆：“幫我買一斤肉，要半精半肥的。還買點蔥、姜、蒜籽。剩下的錢給你買糖呷。買不得？咦哩？未必這錢有假？”我覺得，“愛”和“理想”就是冰心的一元錢。在漫長的歲月裡，她一次次將它從口袋裡摸出來，卻一次次被告知“買不得”。不知道冰心有沒有懷疑過“這錢有假”？

冰心晚年一直想刻，終於還是刻了一方圖章，文曰“是為賊”。據說起初連王世襄這樣的達者都不願為她刻。咦哩？未必冰心只是在故示豁達？不然為什麼大家不肯讓一位年近百歲的老人自由表達自己的心情呢？她一定很累了。從北大學生傅斯年高呼“坐車的都該槍斃”的年代，活到大學女生宿舍前停滿高階轎車的今天，也真難為了冰心。

冰心走了，剩我們這些後輩還活在世間，活在這毫無希望、又不得不努力追尋希望的世間。

林語堂：一個不折不扣的另類

金宏達的前言是這樣寫的：“出過《周作人評說80年》、《張愛玲評說60年》之後，猶如做一副對子一樣，自然想到要出一本《林語堂評說70年》了。”為什麼？因為“三人都有些‘另類’，圍觀者多，評說紛紜，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