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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徑，嘗試新的方法。對標準答案他也很不能接受，常去找老師爭辯，最後的結果是老師不喜歡他，同學也不喜歡他，上學變成很痛苦的事。他開始逃學，發展成身心症，一上學就生病，不上學就好好的，鬧了很多年，最後回到美國學校上課才解決。

這件事令我對創造力開始深思。在大學課堂上，我常對大學生的被動與聽話感到驚訝，現在我知道其來有因；他們從小將被訓練成這樣，只有熟背標準答案的人才能透過層層考試的關卡，進入國立大學就讀。每次看到埋頭猛抄筆記，對老師的話全盤通收，對書本的看法更是深信不疑，我就感到很憂心……

所以我開始尋找有關創造力的思考方法的書，想把它引介到臺灣來，因為在現在的世界裡，墨守陳規是會被淘汰的。我們已經脫離了以往替別人加工、代工的階段，現在要能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才能反淘汰，才能生存，而這個改變必須要從學校做起，從教育中去啟發與鼓勵創造力。

《不同反響的創造力》　【美】　羅伯·史登堡著　洪蘭譯

我之所以選用一個臺灣人的這段文字來闡述一種現象，不是因為大陸沒有這樣的例子，相反大陸教育在這方面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使我感興趣的是，洪先生透過自己兒子在兩種不同教育環境下所發生的碰撞，引發了他對如何培養一個人創造力的濃厚興趣。由他翻譯的《不同反響的創造力》一書，已經由中國城市出版社於2000年在大陸出版。

一個類似的例子曾經發生在上海的一所小學裡：

在一次春遊活動中，老師給六年級的學生布置了一道以“春天”為題的作文。回來後學生們紛紛交了作文。　61名教學生中大多以“春天好”為主題，讚美春天的和風細雨、花紅柳綠。惟有學生王曉的作文與眾不同，認為“春天並不好”；春天細菌繁殖旺盛，春天易流行感冒；春天雨水淅淅瀝瀝下個不停，很煩人，像個愛哭的小姑娘，總也止不住……結果，他受到了嚴厲批評。老師認為：“古往今來一些文人都誇春天好，說春天不好是動錯了腦筋，胡思亂想。”

……

——引自《文匯報》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基礎教育中，我們一貫是以所謂的標準答案來作為教學標準的，學生很少有發揮自己想象的餘地，就像上述例子中學生必須選擇螞蟻在菜園裡、春天只能讚美而不能說不好一樣。我們從小就被剝奪了自我觀察和懷疑的能力，我們對書上所說的一切視若神明。我們的絕大多數老師在上課時完全是一種機械式的照本宣科，我們腦子裡裝的是被格式化的語法邏輯，因此我們怎麼也理解不了類似“幸福不是毛毛雨”和“你的嘴邊掛滿了風暴”這樣的詞句。於是我們有的專家們就站出來義正詞嚴地駁斥道：幸福怎麼可能是毛毛雨呢？毛毛雨和幸福有什麼關係？這不是病句嗎？是誰在玷汙我們的語言？駁斥完後專家們便開始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的向世人莊嚴宣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所謂“前蘇聯”的提法是錯誤的，因為如果有“前蘇聯”的話，那麼從邏輯上來說就應該有“現蘇聯”，然而“現蘇聯”是不存在的，所以“前蘇聯”的提法就是錯誤的！　說完，專家們自我感覺非常神聖，因為這又產生了一項偉大的學術成果，所以升副教授就應該沒問題了。

說真的，我有時候實在是不明白，中國居然有那麼多學者一輩子吃飽了撐的去研究這麼些無聊的東西，一部《紅樓夢》把多少人折騰地五迷三道的，又是考察曹雪琴究竟是什麼地方人啦，又是建立“紅學會”啦，恨不得把《紅樓夢》裡的每一個字都要說出個道道來。這種毫無創造性可言的考古式學問是中國學術界多少年來的一大固疾！　我們似乎對往昔的興趣大大超過了對未來的夢想；我們似乎對先人的崇拜大大超過了對來者的期盼，我們似乎對為他者作註解的熱情大大超過了雕刻自我的衝動，我們一直把唯獨我尊視為一個人狂妄的象徵，我們常常把槍口瞄準那些展翅飛翔的“出頭鳥”，我們經常生怕自己強壯一些之後被眾人的眼光屠殺；我們經常由於說出自己的話語而被眾人的唾液淹沒；於是，一切在波瀾不驚中穩如泰山，一切在心照不宣中互不侵犯，於是中國人就成了世界上最整齊的第三縱隊，隨著別人的腳步，大踏步地永做一個忠貞不渝地跟隨者。

三大制約因素

我認為，目前在我國的教育中有三大因素制約著創造力及想象力的發展；

第一、我們的教課書內容太陳舊並枯燥，我們缺乏根據一種特定的年齡來編寫教課書的能力，因此教課書與受教育者在閱讀天性上的背離就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