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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殺創造力

中國的實用主義有時候是非常可怕的，我們所付出的每一分錢幾乎都是急功近利的。我們似乎從來就沒有形而上的精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永遠不可能產生在中國的，因為相對論換不來一個養雞場或是一條製造帕薩特轎車的生產線，中國人要求所有的科學研究都必須是實用的、物質化的。陳景潤之所以出名，實際上根本不是由於他算出了什麼“歌德巴赫猜想”，而是因為他作為一箇中國人而獲得了世界數學界的認可，僅此而已，知道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歌德巴赫猜想”本身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毫無意義的東西，我們不會認為陳景潤做出了“歌德巴赫猜想”是體現了一種人的形而上的思維本質力量，而是他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為咱中國人贏得了面子。至於陳景潤計算出的是“歌德巴赫猜想”還是“巴歌啼叫猜想”，這與我們是毫不相干的事情。

近幾年來，我之所以不再從事為中國企業做策劃的事宜，其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國的很多企業缺乏信譽，他們在獲得了你為他付出的辛勞並大獲益處之後，往往會以各種理由拒絕給你報酬；二、中國的企業家缺乏真正的品牌意識，他們根本就無法容忍一個品牌的構成需要一個打造過程，他們花出去一分錢恨不得馬上就要賺回一百塊。這很像我們的中國足球，換教練就像大款換“小蜜”一樣頻繁，聘用一個教練必須在短時期內衝進世界盃或者獲得甲A冠軍，因此往往等有些洋教練連時差都還沒倒過來輸了兩場球就“下課”聲四起了。我們什麼東西都不會有太長久的規劃，領導們只考慮在自己的任期內有所業績以便能當上更大的官，所以“短、頻、快”就成立中國的一大特色。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大方正的創始人王選先生指出：“……只有一個集體長期多年積累的奮鬥，加之出類拔萃的學術帶頭人和一批努力奮發的人才，才可能在國際某個領域有突破性的成果。”　…引自《書摘》1998年4期

一個本身就缺乏形而上精神的國家，再加上急功近利的短視症，我們無法突現有創造力的世界性貢獻是用不著大驚小怪的。而且我認為更要命的是，當原先一代人漸漸老去，當後一代獨生子女為代表並從應試教育的強化模子裡成長起來的“新新人類”，他們是否擁有超越他們前輩的創造能力是非常值得懷疑的。我承認，這一代人比老一代擁有更多的知識和視野，但在人性上卻比上一代人脆弱很多，而且他們的“成功”之路往往也是消融他們自身的過程。為了寫這本書，我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其中最多的是這些學生自己寫的文章，令我非常吃驚的是，絕大多數的孩子都活得非常壓抑，他們大都是在一種被剝奪自我的狀態下生活著，麻木與消極、悲觀與厭世是其共同的特徵。在這些文章中，我幾乎沒有看到過誰有什麼遠大的理想和信念，個個似乎都在期待著儘快完成父母和學校予以他們的目標　考上大學，似乎考上大學就是人生的終極目標。我真的懷疑，如果這真的是這一代人普遍心態的話，那麼我們還能指望他們什麼呢？

不僅如此，我們不僅用應試教育的模式把所有人捆綁到了一輛戰車上，而且我們應試教育本身也是一種扼殺個性和想象力的教育。一個叫洪蘭的臺灣人，他九十年代以前一直在美國教書，　1990年他回到臺灣教書，而他的孩子也同時回到臺灣讀小學，然而，麻煩便開始出現了：

1991年我回臺灣教書，我的孩子插班去讀小學三年級。第一次月考時，滿堂紅，全部不及格。令我驚訝的是，他對考試不及格忿忿不平，認為問題不在他而在老師。我把卷子拿來細看，發現標準答案非常死板，完全不讓孩子有想象的空間。例如，自然科的考卷中有一道問題：蚯蚓喜歡生活在（1）沙灘（2）大樹下（3）菜園裡（4）水溝中。標準答案為（3）菜園裡，但事實上任何陰溼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蚯蚓。我兒子選了（2）大樹下。因為我們在美國的家，後院有棵水蜜桃樹，每年夏天果實累累，常來不及吃就掉下來，在地上積起厚厚一層爛桃子，因此大樹下真的有無數的蚯蚓在那裡鑽動。所以兒子很自然地就選了大樹。數學沒及格的原因是他做除法的方式與臺灣老師所教的有一些不同，答案是對的，但是寫餘數的方式臺灣與美國的寫法不一樣，老師全部給他半對，扣去一半的分數。

孩子心中一直忿忿不平，認為老師不應該扣他分，因為他認為只要他會做，得到同樣的答案，用什麼方式應該是他的自由。在往後的三年裡，他的這個想法給他帶來極大的苦頭。因為他一旦學會一個方法，便會始終用同一種方式去做題目，每次都想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