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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這時候我睜開了一隻粘滿眵目糊的小眼睛，偷著瞥了父親一眼。

按說名字這玩意兒，不僅僅是個簡單的符號，自打被書寫進戶口本兒裡，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這個人具有法律意義的“商標”了。在這“商標”上爹媽要是肯下點子工夫，保不齊日後就能給您家裡創造出個品牌兒來呢。

可我爸我媽生活的那個時代，人們不可能有什麼“品牌意識”，他們帶著某種偏見給我“註冊”了這麼個平庸的“商標”，於是就註定讓我大半輩子，活得是白不呲咧的，還談得上什麼品牌？

每天下午，我母親這個“超齡團員”都偷著跑回家給我餵奶吃，久而久之就成了不能克服家庭困難的“落後”表現，在入黨問題上輕而易舉地讓別人搶了先。我父親不幹了，兩口子心一狠，就把我給扔進了一個街道幼兒園。

那時候的幼兒園可比不了現在，大躍進的年代裡，一個阿姨帶百十個孩子，跟放羊差不多。那個破幼兒園裡有個倒黴阿姨，見天兒的把我給捆在床棖上，吃喝拉撒都在眼巴前屁大點的一塊地界兒，倆眼睛哭得跟爛桃似的。幸虧我當時不懂人事兒，要不然，非告她虐待祖國的花骨朵兒不可！

還就仗著姥姥每天接送，看著我那“慘相”，老太太急了，跺著腳說：“沒人看我看！”便把我打“虎口”裡救了出來。

於是，本人這一生的記憶，就從拽著我姥姥的衣襟兒起，一步步地伸展開來……

我們家就住在長安街的邊上，姥姥買菜、串門都要帶著我。後來可能是因為不方便，不知道從哪弄來了一架竹編的破童車，把我往竹車裡一擱，再把竹車往馬路旁的樹幹上一綁，老人家就該幹嗎幹嗎去了。

嘿，我姥姥個纂兒的！她可真放心，就不怕我被“拍花子”的給拍走嘍？

其實您不知道，五十年代的北京，那可真稱得上是“黃金時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和人的親和力還特強。我們偉大的黨和政府在開國的頭十年，用計劃經濟打造出了一個讓所有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們“回味無窮”的和諧社會。但也有遺憾，就是家裡頭的早餐，永遠是烤在爐臺兒上的那幾塊紅瓤白薯。

姥姥每天帶我到長安街的邊上玩，哄我看馬路上的大汽車，她就一邊擇菜一邊和小腳老太太們聊大天兒。

長安街上的那些刷著紅藍兩色油漆，努著大鼻子，“突突”冒著青煙的柴油汽車，老半天才過去一輛，我就沒了耐心，倒是趴在破竹車裡，每每長街西望，但見藍天如洗，群山延綿。那山近得，彷彿就在我們家的後院，最多是我住的這條衚衕的西口兒。層巒疊嶂，鬱鬱蔥蔥，邁腿即往，舉手可及。

那雄峰百仞，去天一握的西山，讓我的小腦袋裡浮想聯翩：大汽車開到那兒該怎麼走？飛過去？我特別想知道是不是“車到山前必有路”。

於是就鬧著要進山，我姥姥自然是不答應，於是祖孫倆面向西山“對”得楹聯一副。

上聯是：“姥姥帶我去。”

下聯是：“望山跑死馬。”

正趕上父親下班，又給了個橫批：“歇菜！”

晚上，鑽進姥姥的被窩裡，仍舊對“後院”的西山念念不忘，就沒完沒了地叨嘮：“姥哇，您說那山上都有什麼呀？”這個滿腹文章的老太太，出口便吟詩一首。

詩曰：“從前有座山，山裡有個廟，廟裡有個盆兒，盆兒裡有個罐兒，罐兒裡有個碗兒，碗兒裡有個小孩兒講故事。故事講的是：從前有座山，山裡有個廟，廟裡有個盆兒，盆兒裡有個罐兒，罐兒裡有個碗兒……”於是，我就睡著了。

翹首長街覽西山——這是迄今為止能回憶起的，在我的人生中最久遠、最深刻的記憶，它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960年以前。

我的記憶既然是從山開始，也算是有“山緣”了，一位朋友曾掰著手指頭“算”，讓我在一張白紙上隨便畫點什麼，我就順手畫了座高山，於是他就撇著大嘴說我是“土命”。

我認頭了。土能生金，土養萬物，咱何樂而不為？

成人後遊歷了不少名川大山，拜謁了許多古剎禪廟，尤其是在喜歡上了收藏古代陶瓷以後，沒事兒就能想起我姥姥說的廟裡那些“盆兒了罐兒的”，只是一件也沒有“撈著”，卻滿眼是破塑膠袋兒和垃圾，好不令人掃興。

幼兒園裡的“么蛾子”

1960年以後，我被送進了“國家民委幼兒園”，境況就大大地改觀了，那可是一個“五十多個民族五十多枝花”的歡樂大本營。六十年代初，我們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