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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簡直就像一針“興奮劑”，一下子又把父親的革命激情給調動起來了，他顫顫巍巍地從床上爬起來，照例小心翼翼地在女兒這張相片的背後題詩一首：

“革命小將膽氣昂，英姿颯爽赴邊疆。保衛祖國立壯志，忠於人民忠於黨！”

詩句寫好後，他用兩個手指尖捏起照片，對著燈光輕輕地用嘴吹拂那上邊的墨跡，悠然自得的神色之中還帶著點驕傲。

然而，紀元為女兒“題詩”的墨跡尚未乾透，女兒的第二封信就“追”過來了，在幾張“充滿革命激情”類似講用稿的信札裡，藏著一個小紙條，上邊歪歪扭扭地寫著：“爸爸，快救救我吧！我錯了……這裡天寒地凍，根本就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我的兩個耳朵都凍壞了，腳上裂的都是大血口子，疼得都走不了路……我想回家，爸爸，您快幫幫我呀……”

對於父親來說，這不啻於是女兒撕心裂肺的“呼救”聲。我姐當時還不到十五週歲，客觀地講，她的確“遭受”了現在十五歲的花季少女根本想象不出來的“罪”。回家？談何容易呀！

看著這張“不可告人”的小紙條，父親的臉色先是鐵青，接著又變得煞白，他想點燃一支香菸，但手卻顫抖得厲害，怎麼也點不著。突然，他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然後就張大嘴“哇”的一下子，吐了滿地的鮮血。

我清楚地記憶著，這是我目睹我父親的第二次大出血。

那一年我媽在湖北幹校，我姐在東北軍墾，家裡就再沒有別的女人了。剛好剩下父親、哥哥和我，這大、中、小三條光棍兒。

關於我姐後來知青生活的“下一回”，就用不著我去“分解”了，當他們歷盡了北大荒的蒼涼與寒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重返各自溫暖家庭的時候，已經是八年以後的事情。

那年我姐邁著疲憊的腳步走進了家門時，面對眼前比實際年齡看上去要衰老許多的父親，她並未表示出太多的懺悔，只是滿臉無奈地、帶著幾分俏皮地說了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獵戶老常”的一句臺詞：“咳！八年了，別——提——它——啦！”

卻不知八年之中，父親為她吐了多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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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退休”

從七十年代起，父親便拖著病弱之軀，艱難地支撐著我們這個支離破碎的“家”，並艱難地繼續接受著組織上對他的種種考驗。

因為他的身體時好時壞，必定不能像健康人那樣，可以生龍活虎地投身到“反修防修”和“鬥、批、改”的火熱戰鬥之中。於是，他被安排在文化局系統，一個叫做“暫休連”的編制裡。

這個不倫不類的部門，據說是專門安置那些已經“失去了戰鬥力”的老弱病殘，他們被集中在一起進行“暫時休整”，這些人被看作是那個時期有點另類的“特殊群體”。

在這裡，紀元被當成了名副其實的病號，他自認為是龍困淺灘，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思想負擔十分沉重，整日鬱鬱寡歡，並總覺得還要有更大的不幸發生。

然而，怕也沒有用，該發生的終究還是發生了。

1971年8月的某一天，上級派來兩位女同志到我們家，十分嚴肅地跟父親“談話”，二位姑奶奶趾高氣揚，頤指氣使，話題單刀直入，就是逼著父親馬上“退休”。她們將這把利刃一下子就捅進了紀元的心窩裡，疼得他大汗淋漓，渾身篩糠。

父親就捧出當年“華大”的校徽、南下時“桂林市軍管會”的臂章、戰場中那“革命到底”的血書，還有就是歷年所寫就的入黨申請跪在地上痛哭失聲。

他呼喊著：“求求你們不要這樣，你們不能剝奪我繼續革命的權利，我才四十三歲呀！黨和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把自己的青春和健康都獻給了黨的文化事業……我歷史上沒有問題，也不是五。十六分子……你們可不能啊……”

來人中的一個說：“白紀元同志，請你站起來說話，別搞資產階級下跪的那一套！”

另一個人則把父親手裡的東西拿過去，扒拉來扒拉去，然後用眼睛乜斜著跪在地上的紀元說：“白紀元，你的這些東西里好像還少了一件什麼吧？”

“是少了什麼？”

“別裝糊塗，少一把手槍！”

這一刀又狠狠地從父親的背後插入，被捅了個透心涼！他頓時沒話可說，一點辯解的餘地都沒有了。他那兩片蒼白的嘴唇上下抽搐著，想說些什麼，但是怎麼也發不出聲音來，“哇！”又是半腔子的熱血噴湧而出，便倒在地上不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