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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但是，美國芝加哥來自獅子山的醫生卻比獅子山全國的醫生總數還多。這也不是特例，尚比亞1964年獨立之後所培訓的醫生90％移民到了國外；肯亞衛生部統計顯示每年在公立醫院受訓的醫生只有10％留在國內；英國曼徹斯特來自馬拉維的護士比馬拉維本土護士總數還多……。

這一切的背後正是全球的人才戰爭。正如一位加拿大的經濟學教授在《華爾街日報》所說：“掠奪最有才華的人，尤其是從小國、窮國吸引有智之士，可能會損及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出於最糟糕的考慮，可能會讓這些國家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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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可恥？（1）

2003年，《國際先驅導報》曾聯合新浪網進行調查——“你怎麼看待中國人才外流海外？”結果4797人參與投票，的人認為中國人才留在海外不歸是種恥辱，只有的人認為這是因為在國外更合適發展。根據報道，一位接受採訪者雖然沒有出過國，卻不無激動地表示：“這種出去就不想再回國的人，往往是沒有民族感的金錢主義者，愛國主義思想缺乏，個人的得失高於一切。”

為中國人才流失在海外不歸而覺得恥辱，並不令人意外。然而，令人驚詫的是媒體與被採訪者似乎都把“人才外流”當成了“人才流失”，明明問題設計是“怎麼看中國人才外流海外”，結果卻變成了“怎麼看中國人才流失到海外”的回答。這顯示出媒體和學術界的常識性錯誤：如果“人才外流”到海外就成為了“恥辱”，出國留學、工作都屬於“人才外流”，那麼也就意味著從在海外搞革命的孫中山，到出去留學過的周恩來、*、*，再到政府派駐海外的大使官員，全都成為了恥辱，要消除這一“恥辱”，只能是像滿清政府一樣徹底“閉關鎖國”，這是何等的謬論？！同樣，外國人才只要在中國長時間地工作、學習、生活過，就一定熱愛中國嗎？

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林金桐曾經留學英國，他就曾經呼籲：“人力資源的全球化是擋不住的潮流。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的流動比以往更多，會比以往有著更多的全球化範圍的就業機會。比如說，中國網通在日本開設分公司，會聘請日本人作總經理，而外資在中國開設分公司，同樣也會請中國人作總經理……我們不能抱怨門開啟了，人走出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開發自己的優勢”。

其實，即使是聯合國的專家也常常把“人才流失”與“人才外流”對等起來。2008年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釋出研究報告，就對全球人才流動下結論：“儘管人們傳統上認為，發展中國家人才外流只會給那些引進人才的發達國家帶來好處，對發展中國國家則會造成損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動也會使發展中國家受益”　。

人才的外流與流失，人才的流入與歸化，在人才流動當中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才流失”是毫無疑義的國家損失，但“人才外流”帶來的影響則不能確定，人才出國的學習、深造、交流、工作，都是人才外流的一部分，是否帶來人才流失也存在不確定性。外流的人才很可能是暫時“滯留”在海外學習或者工作；很可能不確定將來是否留下，甚至很可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在國外為祖國的政府、企業等工作。

事實上，即使幾個世紀以前的“傳統上認為”，也不能夠否認落後國家外流留學生等前往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技術、理念、經驗、文化以及制度，對於國家崛起有重大的幫助。彼得大帝時代的俄羅斯、明治天皇時代的日本，都因為自身的落後而向先進國家“外流”了大批留學生。中國洋務運動時也派出了官費留學幼童。同時，即使發達國家也可能需要派人去發展中國家學習、受訓、工作，以便幫助本國政府和企業在海外的擴張。

京都產業大學教授益川敏英是日本9名自然科學諾貝爾獎得主當中唯一不會說英語的科學家。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舉行的諾貝爾獎紀念演講中就以“I　cannot　speak　English（我不會說英語）”作為開頭。這位教授不但不會說英語，過去也從來沒有出過國，甚至常常嘲諷重視英語的東方社會風氣說：“因為不會英語，所以（我）研究物理”。對於有記者問“如果要求進行英語演講怎麼辦？”他的回答是：“那就（把諾貝爾獎）還回去。”

人才外流可恥？（2）

然而，生平首次出國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儀式後，益川敏英發生了很大變化：“所有人都用英語說話，只有我一個人用日語，這看起來不太好。我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