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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獲得合法身份的契機麼？

1912年3月，黃三德與孫中山約在廣州相見，談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孫中山“滿口應承”，但要黃三德具呈胡漢民，請其批准，因為孫中山已卸任臨時總統職務，而當日籌集軍餉多由胡漢民負責接收。此時胡漢民正任廣東都督，黃三德很快便將呈文遞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無聲息”。

黃三德也許還不清楚，孫中山這位1904年加入洪門，並曾說“革命與洪門，志同道合，聲應氣求，非同利用”的領袖，剛剛回國兩月之後，便改變了之前的態度。1912年1月29日，他在致江西馬毓寶暨南昌各界的電文中說：“近聞省垣有呼群聚嘯，擾亂地方之事，倘不嚴申禁令，殊與本總統建立共和國宗旨有違，即各界保民起義，初心亦當不願有此。建設之事較諸破壞之事尤難，所有朋比異同，易於誤會之舉，尤宜痛行戒絕，民國前途實有賴焉。”

一時間，*會黨成為全國的潮流。在江西，軍政府首先發布了《解散洪江、三點、哥老會之公告》。在雲南，蔡鍔的“懲治律”規定：“凡群眾合立公口，開山堂，歃血定盟，結拜兄弟，圖謀不軌者，從左之區別處斷：首魁處死刑……”而廣東、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對會黨活動通行禁止。

與此同時，全國的報紙也無一例外地表達著對會黨的蔑視與敵意，批駁並譴責他們對於社會的危害。當時，不論是全國知名的大報，如《申報》、《神州日報》、《時報》、《民立報》等等，還是那些街頭描繪街頭巷談、茶餘瑣事的小報都充斥著控訴“會匪”鬧事，或是各軍政府*會黨及幫會頭目被正法等這類大快人心的訊息。

於是，好多會黨兄弟，在改朝換代後，對於新的生活還未來得及憧憬，他們卻突然發現，在他們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依然被稱作“會匪”而遭到排斥。

■　遊離在秩序之外

不久，孫中山便離粵北上。但在廣州，黃三德依然為洪門立案的事情奔勞。孫中山虛與委蛇，而胡漢民則置此事於腦後不理。一次黃三德見到胡漢民，說：“洪門幫助革命，不能不謂有功，今區區一紙立案批詞而拒絕之，試問良心何在？若果不準洪門立案，應償還洪門人士所捐之革命軍餉，各埠洪門為幫助革命而變賣抵押之實業，應當一一為之贖回。”胡漢民聽後，又“將責任推歸孫文”……

革命黨認為，洪門向來以恢復漢族統治為宗旨，如今目的已達，歷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沒有在國內立案活動的必要。

1912年5月，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說：“洪門所以設會之故，系復國仇，……惟先下漢族已復，則當改其立會之方針。”已掌政權的革命者，對於曾經並肩作戰過的會黨兄弟，無一例外地採取了這樣的立場：“滿清已踣，即為目的已達，亦應立時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鈞說：“各會起源，雖因對待滿清而設，茲既復我漢家疆土，還我漢人主權，備會目的已達，自應取消會名……”雲南都督蔡鍔則宣告會黨“失去了原來的宗旨，不能算為良民。”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從會黨到會匪：被遮蔽的革命史（4）

其實，幫會的存在，並非因為“反清”的使命。“反清”完成之後，它依然存在而又無法融進新的社會體制，說明幫會的存在不是政治的問題，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根源。

從源頭上看，會黨參加者多數為在外謀生的底層民眾，有的為人傭工耕作，有的是經營小本生意，還有遊鄉的小手工業者、江湖醫生或無業遊民等。他們結拜的目的在於希望遇事有人幫助，“免受別人欺辱”，正是因為幫會滿足了這類長期漂泊在外、艱難謀生的窮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傳播。

而究其根源，人口的惡性膨脹和土地兼併的加劇，排擠出大批無地可耕的遊民，始終都是清朝政府一直無法根治的，也是導致秘密會黨興起的最初源頭。而外洋侵入以來，這種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鄉一集，遊惰無業者不過數人，今則數百之聚，遊惰即至數十”，他們迫於生計，集結流入會黨。

正因此，多數情況下，他們是合法秩序的挑戰者與破壞者。比如太平天國時期，南方的天地會組織或是直接加入太平軍，或是藉著太平軍的聲勢，不斷起事，與之遙相呼應，對抗滿清朝廷。但我們也發現，與此同時，曾國藩招納湘軍時，也有大量的哥老會弟兄紛紛湧入軍營，似乎並未顧及“反清”的“大義”。

因此，一直以來，幫會便遊離於秩序之外，會員以兄弟相交，以江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