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頁)

氣為重，大都是生存上的逼迫，而較少政治上的自覺。

■　何去何從？

在多數革命黨人看來，當初聯絡會黨只是權宜之計，因而革命成功後，他們態度急轉直下，對幫會活動也一味*，但這並不能解決問題。

當然，也有個別和會黨關係很深的革命黨人，認真思考過處理會黨問題的方法。比如譚人鳳就草擬過一些會黨改造的方案——《社團改進意見書》、《章程》、《社員守則》等。他說：辛亥革命後會黨所表現出的種種令人不滿的行為，除了會黨自身缺陷外，也與革命成功後受到冷遇，心中因而憤懣不無關係。他說：“夫大功克奏，事外虛弱之輩反握重權，對於紳商學界優禮寵遇與滿運相始終，堅忍痛苦，百折不撓之洪門兄弟，則無人齒及，而且加以嫉視，揆諸情理，豈可謂平？”

他雖然也認為會黨在民國已無存在理由，但是主張成立“社團改進會”，對會黨“施以改進之教育，滌其舊染，鹹與維新”，使之轉化成現代*國家新型的政黨組織。譚人鳳還制定出一系列教育會員、職業培訓，興辦社會生計事業以安置無業的會黨成員的具體辦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實行。但是，剛剛在街上掛出一塊籌備會的牌子，革命黨人柳聘農家中便被恐嚇，扔了一顆炸彈，然後立憲派和權紳大起其哄，說：“會匪鬧進城來了！”準備大舉清鄉，實行屠殺。譚人鳳只好宣佈作罷。

如果說譚人鳳改造會黨的願望，還只是一些想法的話，那麼“中華國民共進會”的從成立到解體，則顯示了會黨改造之路的艱難。

民國初年，時代鉅變。舊式的會黨為了自身的發展，更適應新的社會，避免被歷史淘汰，不得不採取一些自救措施。因此，民初部分會黨為融入現代新型的社會，採取了用近代政黨模式來改組幫會內部組織的辦法，企圖使會黨轉變為政黨，以期在社會中獲得生存。

從會黨到會匪：被遮蔽的革命史（5）

這種背景下，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由紅幫、青幫和哥老會公口三家幫會聯合成立了“中華國民共進會”，由應夔丞任會長。成立大會上，著名的哥老會首領張堯卿說，“今既三家合而為一，成一大團體”，“深望同胞痛改前非，從茲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然而，事實並非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四下的會眾依然沒有停止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因而輿論聲討、譴責的聲音從未中斷。

面對洶洶輿情，會黨中人多無可奈何。當年9月，共進會頭目汪旦庵以上海總部的名義，在《神州日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言語中盡顯可憐。

他說：“當滿清之時，三會之人屈服於專制魔王之下，政府之對於三會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對於三會也，亦以匪目之。含汙忍辱不敢表白其心跡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他又說，一因著手之初，未能完全規劃，而又會員眾多，良莠不齊，難免差池，但共進會絕無“恐怖黨之性質”。況且如此龐大的團體，短促之間，“即無外界妨礙，欲盡汰舊時各種闕點”，已屬大難，何況輿論如此逼迫呢？

最後，他幾乎是哀求輿論，給會黨一點生存空間，他說：“故特敬告大記者，請諒吾人之苦心，雖不表同情，亦請為社會計，稍留餘地，弗因莫須有之事即加苛責。”

但是儘管這樣，局勢並沒有被扭轉，上海總部已沒有能力來阻止各地會黨滋事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各地共進會分子依舊我行我素，初具政黨性質的共進會只是徒有其表，在政黨的幌子下依舊做著會黨的不法勾當。當年10月，浙江便已嚴令解散共進會。不久，江蘇都督程德全也釋出訓令，“勒令解散”。而不久後，因共進會會長應夔丞捲入宋教仁案，而使得共進會的形象被徹底破壞，一次由舊會黨向新型政黨轉變的嘗試以失敗而告終。

不久，二次革命爆發，又迅速失敗，歷史進入了軍閥統治的時代，所謂的會黨改良也無從談起。此後的幫會，漸漸從一個民間封建性的，遊民為主的秘密結社，逐步演變為職業犯罪集團和黑社會組織，日益墮入下流。

隨著政治上的退化和自身的癌變，幫會在這病態的社會里迅速墮落為江湖流氓勢力。其突出的表現便是不擇手段地追逐利益，諸如販運鴉片、拐賣人口、開賭場、設妓院、佔地為霸，綁架勒索、包辦殺人……早期那種“取之有道，行之有義”的人生信條，已蕩然無存。

更甚者，民國後許多軍閥、官僚、洋人，甚至執政當局開始把利用幫會作為達到其政治目的或經濟利益的手段，從此，幫會的命運日益與軍閥、權力糾纏在一起，這些之前屢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