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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他們的存身之所。特別是那些從西伯利亞逃來的俘虜們，入所之初都患有嚴重的凍瘡。據逃俘德國中尉Mayer回憶，被俄軍俘虜後在西伯利亞被關押兩年，“衣衫汙穢，百人一室，其苦楚情形不堪重述”。他於1917年春“設法逸出該地，踉蹌道上，備受艱辛……約七星期之久，乃至中國之吉林。”入吉林收容所後，“該所既備有美滿之食物，且給有完全之衣履，面貌頓然改觀，不復如前此之襤褸不堪矣。較之在俄國時，實不啻天壤之別也”。

雖然中國也於1917年對德奧絕交、宣戰，並將駐華使館衛隊等所有德奧在華軍人作為戰俘收容關押，但中國政府還是決定“本寬大矜憐之意”，對德奧戰俘“妥為待遇，以示博愛”，展現了中國人的善良德性。

朗潤園現在是北京大學校園的一部分，原本是清朝王爺的花園，北洋政府把它租來改作戰俘營，用來收容德國駐華使館衛隊。收容奧匈帝國駐華使館衛隊的西苑俘虜收容所，設於昔日的皇家寺廟萬壽寺之內。戰俘中計程車兵被分別安排住在三個大殿和四周的功房裡，軍官們住在過去慈禧住過的宮殿內。軍械士官亞歷山大·弗蘭克後來寫道：我相信，人人今後都會樂意回顧這段美好的時光，人人對這段經歷終身難忘，永遠記憶猶新。奧匈駐華公使羅斯托恩後來也承認：“我從沒遇到一個（在華的）奧地利人叫苦，他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對德宣戰以後，中國政府還宣佈：所有戰俘入收容所後寄發信件，一律准予免費，並加蓋特別印記。按照海牙陸戰規約和中國頒佈的待遇德奧俘虜辦法，比照我國當時執行的陸海軍餉章，陸軍部於1917年11月擬訂了德奧俘虜軍官及士兵薪俸及月費標準，規定，准尉以上軍官照我國陸海軍餉章發給薪俸，其中最高的海軍上校月薪高達420大洋。士兵除供給伙食外，正副目（士官）每名月給零用四元，士兵每名月給二元。

除發給薪俸、月費之外，中國還給押德奧戰俘發放服裝及所需日常用品。特別是許多東北逃俘自俄羅斯逃入中國之時衣衫襤褸，貧病交加。1919年冬，吉林俘虜收容所收容所為每名戰俘在省城洋服店定做了每套價值約大洋30元的冬裝。

每一個收容所內設立醫務室，負責俘虜的保健醫療。此外，陸軍部還專門指定位於北京東城東四牌樓六條衚衕裡陸軍軍醫學校醫院專門作為德奧戰俘的專門醫院和養病之處。

戰俘們有自由活動時間，可以在有人監督的情條件下共同出所外散步，而且每人每週至少二次，每次3…4小時。各個收容所在文化體育方面，也給德奧戰俘提供了最好的條件。幾乎每個收容所都有戰俘組織的樂隊、球隊（或足球或網球）。

我們看見，在由昔日皇家園林、行宮，以及議員宿舍、軍隊營房改建的俘虜收容所內，德奧戰俘們，吃著山珍海味，喝酒彈琴，踢足球、打網球、盪鞦韆、玩保齡，悠然愜意地享受著貴族般的生活。

大戰結束後，雖然中國並沒有獲得所期待的平等待遇，但負責任地履行了自己的國際義務，將收容的德奧戰俘一律遣返回國。1920年2月，中國將北京、黑龍江、吉林、南京等地的德奧俘虜陸續集中上海，由中立國荷蘭的駐華武官率領，搭乘日本哈德遜丸號歸返故鄉。（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本文來自《看歷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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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歷史平靜地走過袁騰飛

《看歷史》特約撰稿┃何三畏

袁騰飛到底講了什麼？他沒講什麼。作為一箇中學歷史教師，在中學生面前，他能講什麼呢。作為標榜“百家”的“講壇”，它可以比中學課堂更“主流”，而沒有中學課堂的趣味，又有什麼可講呢。依據“百家講壇”結集出版的，不過被書商取了一個譁眾取寵的書名，又能是個什麼玩藝呢。袁騰飛的趣味來自於他的課堂記錄。或者說來自於我們僵化的觀念，來自於我們原本生活得沒有趣味。

看起來，有兩種人是真正地在和他較勁。一種是高舉旗幟手挽手去抗議的老人們。夕陽拖長了他們的身影。你無法懷疑他們的真誠。他們是一些從前有著強烈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識，而在當前的體制下感覺到強烈的失落和邊緣化的人們。他們在尋求表達，他們覺得袁老師對待歷史的態度傷害了他們內心的崇拜和尊嚴。但是，這些可憐的父老兄弟們或許找錯了物件，甚至在跟他們自己內心的障礙糾結。他們認為的袁騰飛那些瀆神的話，其實已經是豆棚瓜架下閒談的內容，民間常識，他們自己有時也會說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