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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父親或者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德法兩國許多作家和媒體工作者也參與進來，以此為主題創作了許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國作家讓·保羅·皮卡佩的兩本書：反映德國軍官和法國女人的私生子故事的《被詛咒的孩子》和反映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故事《愛情有罪——法國勞工的孩子》。讓·保羅·皮卡佩說，他寫這兩本書是為了證明即使戰爭也無法剝奪人們相愛的權利。

為了幫助這些二戰私生子尋根，德國軍人和法國女人的孩子吉奈恩·尼伏娃在2005年創辦了戰爭兒童全國互助會（ANEG）。在他們的官方網站上，用德語和法語兩種語言寫滿了這些二戰私生子對自己異國父親的懷念和追憶。

“是否我們擁有和您一樣的額，一樣的眼，一樣的呼吸？

是否您溫柔又慈祥，或者暴躁又狠毒？

是否有人可以告訴我們關於您的一切？

穿越您消失的歲月和我們長長的受難，

在我們的心靈深處，

哦，父親，

我們逝去的父親，我們尋找的父親，我們的德國父親，

我們愛您。”

儘管對於父親的記憶十分熹微，甚至這些德法私生子中的絕大部分與自己的生身父親素未謀面，但他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紀念和尋找帶給他們生命的男人，因為無論歷史怎樣被人撰寫，他們相信那些帶給他們生命的異國男人是一個平凡的好人，一位慈祥的父親。

正如吉奈恩·尼伏娃所說：“我的父親是個好人。”

■　不僅僅是雙重國籍

與這些二戰私生子對於自己身份的積極追尋和民間歷史工作者對真相的挖掘不同，長期以來，德法官方一直對德法私生子這個問題諱莫如深。讓·保羅·皮卡佩也承認，在撰寫關於德法私生子的兩本書時，尋找相關的史料是比較困難的。特別是在法國，這段歷史是被掩蓋了的。

許多人認為，法國官方對此避而不談的原因是法國人只習慣慶祝歷史上的光輝時刻，他們寧願把拿破崙時代的光輝反覆咀嚼，也不願意承認自己在德國佔領期間的軟弱與失敗。當二戰結束後，戴高樂在慶祝勝利的演講中提到“這次勝利是全體法國人團結一致戰鬥的勝利。”法國人似乎已經忘記了在德國佔領期間淪陷區的歌舞昇平以及那些“法奸”輩出的年代之痛。此外，法國官方也顧慮，過於高調的承認這些德法私生子的身份也會刺激到那些年事已高的二戰老兵和抵抗納粹運動的成員。

在諾曼底登陸六十週年後，隨著戰爭的陰影漸漸遠去，在大量民間人士和歷史學家的奔走下，事情也逐漸有了轉機。2009年，德國政府宣佈願意給予那些生活在法國的德國士兵的子女雙重國籍，而法國外長談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說：“他們只是無辜的受害者。”並表示政府願意給予這些德法私生子以幫助。

當“要*不要戰爭”的標語成為世界著名的反戰口號時，官方對於這些“敵人的孩子”　身份的承認雖然姍姍來遲，但至少可以稍稍撫慰這些“二戰私生子”飽受創傷的心靈。　■

本文來自《看歷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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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俘營中的美好時光

《看歷史》特約撰稿┃李學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千餘名德國、奧地利戰俘，在中國的俘虜收容所裡，在那曾經的皇家園林、行宮之中，在東北的茫茫雪原之上，踢足球、打網球、盪鞦韆、玩保齡。這是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真實歷史。

光線昏暗的圖書館書庫一角，從小視窗射進來的一縷陽光，把我的目光吸引到書架下部兩冊紅皮書上。從架子上把書抽出來的動作，惹得積塵在陽光下四散飛揚。《*八年俘虜起居*》；俘虜情報局編印。這是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被中國收容於戰俘營中的千餘名德國、奧匈帝國軍人的影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最初是宣佈“局外中立”的，為什麼卻於1914年10月設立了南京俘虜收容所呢？原來，在山東與日軍作戰的S90魚雷艇德軍自動棄船登陸，要求中國予以收容，以免被日軍生擒。與此同時，在歐洲與俄羅斯作戰中被俘的德奧戰俘，被俄國送往人煙稀少的西伯利亞及遠東濱海地區的戰俘營。由於難以忍受俄方的待遇，德奧俘虜經常設法脫逃。與俄羅斯接壤的中國吉林、黑龍江省成為德奧俘虜的流浪之地。

作為中立國，中國對這些德奧戰俘給予了充分的人道主義待遇，特在南京、吉林、黑龍江等地設定俘虜收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