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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真理”

《看歷史》：您為什麼會寫《哲學船事件》這本書？

萊斯利·張伯倫：“哲學船事件”是俄羅斯歷史的一部分，但在冷戰時期被忽略。我認為這其中包含著很多政治原因。在蘇聯，這個話題是很禁忌的，因為它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列寧。在西方，列寧仍然很受評論家的尊敬；西方的歷史學家也是如此，儘管他們對1922秋天被驅逐出境的主要的思想家們滿懷同情。當然也有現實因素的影響，在當時，蘇聯檔案都未解封，歷史學家找不到相關的資料。儘管我離俄羅斯相當遠，但因為這批被驅逐的異議分子的非主流的哲學傳統，我一直對他們很感興趣。當我在2000年左右開始寫這本書時，我需要的檔案已經都可以看到，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已經被放到網上。

寫這本書也與我個人經歷有關。當我是學生的時候，1971年，我在德國慕尼黑遇到當年的被驅逐者——維克多·弗蘭克，他是著名哲學家賽姆揚·弗蘭克的兒子，當時已經六十多歲了。不久之後他就去世了。在那之後我知道，幾十年前，這個當時13歲的男孩和他全家正是坐著那艘船從彼得格勒出發的船被驅逐出境。他用畢生精力來寫作和廣播，以保持流亡者與俄羅斯之間的文化聯絡。此後，維克多·弗蘭克的故事就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最終催促我寫這本書。

《看歷史》：在此之前，您已經出版了另外一本關於俄羅斯歷史的書——《祖國：一部俄羅斯哲學史》，這兩本書之間有什麼關係？您為什麼對俄羅斯歷史和哲學這麼感興趣？

萊斯利·張伯倫：你當然可以把這兩本書聯絡起來看，它們都反映了我對俄羅斯思想的濃厚興趣。我在學生時期就致力於德國和俄羅斯文學研究，發現它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某些方面又互為補充，所以我開始同時研究兩國的思想史。我尤其感興趣的是德國唯心主義——康德、歌德、席勒、謝林和黑格爾對19世紀的俄羅斯的影響。事實證明，影響確實很大。而且其影響方式使我對思想資源的借用（intellectual　borrowing）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為德國的唯心主義是高度哲學化和美學化的，但是它在19世紀的俄國卻變成了政治變革的方案。1978到1979年，我在蘇聯的莫斯科呆了一段時間，這更觸發了我對俄羅斯研究的興趣。我發現這個國家的報紙編輯仍然在講述著19世紀德國啟蒙運動時的語言。我明白了我思考的問題的答案，而且我想把它告訴世人。

《看歷史》：這個答案是不是就像您在《祖國》一書中說的那樣，俄羅斯思想有這樣的特徵：一、俄羅斯缺乏卡迪爾理性主義傳統；二、俄羅斯有尋找所謂的“俄羅斯好人”的傳統。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歷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斷重複它自己（2）

萊斯利·張伯倫：的確如此，我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俄羅斯思想傳統。從消極方面看，俄羅斯非理性主義傳統確實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非理性主義雖然在“觀念”與生活和藝術之間建立了關鍵性聯絡，產生了強大的進行靈魂探討的文化；但是它導致俄羅斯的思想只是“觀念”，無法成為“哲學”。

我經常想，俄羅斯是個只有藝術的國家，因此它在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在藝術上的偉大往往與政治上的恐怖相關。與西方相比，你會更清楚地看到非理性主義對俄羅斯的消極影響。西方珍視理性，尤其強調個人對知識和科學客觀性的特殊責任。反觀俄羅斯，你會覺得它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都像一個沒有脊椎的哺乳動物。那些被清洗的俄羅斯的思想家們發現，俄羅斯人習慣性地缺乏對“錯”與“對”的區分，這是俄羅斯哲學中最壞的因子。俄羅斯人自己也發現，對於錯這第一秩序（first　order）的理論問題經常性地從屬於政治和社會利益，以滿足俄羅斯的限定。俄羅斯的哲學不是為了尋找真理，而是尋找“俄羅斯的真理”，以此將國家凝聚起來。從積極方面來看，這種思想傳統使得俄羅斯思想中中有很高的道德要求，比如個人對社會進步的責任感。

《看歷史》：能否說這種傳統是蘇聯的極權主義的溫床？是列寧和蘇維埃政權驅逐知識分子的深層原因？

萊斯利·張伯倫：確實是這樣的。極權主義來自這種強烈要求：定義和維護特殊的俄羅斯真理，並在這種哲學外表下創造經濟社會條件，以確保蘇維埃帝國的統一和經濟上的繁榮，建立另外一個版本的現代化——既反對西方，也不完全是“東方”的。

為了獲得這些條件，蘇俄必須清除異議，建立一種權威性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