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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夫妻分居很不好，卻延續了下來；求親方式很好，卻沒有繼承。

對這種類似遊戲的求親方式既感好奇，又心存疑惑——你是個窮漢，可以去站大戶人家的門口嗎？小夥子小姑娘從未見過面，女孩子自己會同意嗎？我得到的答覆是不必操心，此地歷來講門當戶對，站門口之先就已諮詢停當，包括對方家產地位、是否五七代近親等（據說自治區曾規定三代之後可通婚，此地百姓認為不可，應在五、七代之後，此意見據稱已上報自治區）。很少出現尷尬場面。至於女孩子同不同意則無關緊要：女孩子是盤子裡的水，遲早都要潑出去。

科加的男子們都說這一風俗好，可惜未來得及採訪婦女們。使我略感寬慰的是，這一習俗即使在當地死灰復燃（不是沒可能），也難以推廣到外部世界去：現代女性不會接受這種擲骰子式的婚姻。

科加一帶舊時還有一句老話：家裡沒傭人，女兒當尼姑去；家裡沒有官，兒子當僧人去。所以從前僧人尼姑就多；女兒出家，通常只在寺院裡注個冊，實際上是住家的家庭尼姑。好處在於不支差稅，無人求婚，可以為家庭勞碌一生；兒子當僧人，名聲與地位都提高則不待說了。但是家庭尼姑要是有了私生子，就得去寺院交錢交糧作為除名的手續費，於名於利都不好。

站門口求親一般在秋收過後的農閒時節。待感動了上帝，就立即敲定當年冬季迎娶的吉日，籌辦婚禮。普蘭婚禮的排場、婚禮歌的宏富在西藏也屬首屈一指，已有西藏文化廳系統、文聯絡統的兩套班子分別採集整理過，那陣勢有如王公貴族婚嫁。＇注＇但那僅限於大戶人家。貧窮百姓則一切從簡，簡到連夫妻家庭都被省略。

普蘭農區夫妻分居的方式比較普遍，其歷史顯然要比站門口的求親方式古老得多。源遠且流長，至今猶未消失。前鄉長歐珠大體匡算了一下，科加村七十六戶人家，倒有三十戶分居著。誰也講不清楚這一習俗源自何時，還將持續多久。歐珠的祖父母以及父母這兩代人都是夫妻分居了一輩子。歐珠不是科加人，婚後本也分居的，待母親故去，加之妻子家只有姐妹倆，方才搬到一起。小姨子卓瑪央宗和她的丈夫尼瑪結婚多年，同住一村卻一直分居，一雙兒女在母親家長大。我們在科加期間，卓瑪央宗十五歲的兒子要去內地的咸陽民族學院讀書了，父親尼瑪來送他，給了兒子一套衣服，一些糖果和一些錢。

這種婚姻方式並非普遍適用於一切人家。從前大戶人家為了骨系的承襲、財產和勞力的集中，是要接媳婦進門的。比較貧困的人家則只要兩廂情願，男人住到女人家一段時間就算成親了。然後男人仍回自家。只是逢年節、遇農忙或某些尋常日子裡要走動一下，幫忙做些活兒，農活和針線活。等添了兒女皆大歡喜，以後做父親的就常來看望孩子，併為孩子縫製衣服鞋子。孩子長大後，經協商父親可以帶走孩子。直到八十年代初、中期，普蘭一帶才陸續地實施婚姻法。此前只由傳統觀念、鄉規民俗起制約作用。以往百姓們的婚姻雖無文字契約，一旦確定了關係，雙方便都承擔了相應的道義責任。男人只能去一家。如發現不忠實行為，女方家有權責以皮鞭或罰款。女人若有同樣行為，也將受責罰。

除了同村分居者，也有與上面岡孜、下面謝爾瓦結親的，最遠的在二十多公里以外。生活的不便可以想見。就此我們詢問過許多當事者和旁觀者對於這種生活方式利弊的看法。回答是眾口一辭：有百弊而無一利——不利於夫妻感情，不利於培養孩子，父親得不到孩子應有的尊重，女方生活負擔過於繁重……總之家庭不家庭，夫妻不夫妻，將就了一輩子又一輩子。

老貢嘎說，節慶期間的傳統歌舞，本來該夫妻對跳的成了兄妹對跳；跳到後半夜散場了，想起應該到岡孜、到謝爾瓦看老婆，醉醺醺地趕夜路，醉倒在雪地上一覺到天明……

歐珠除了養育自己的子女，還額外培養了妻妹的一雙子女。歐珠說，他們當父親的倒輕鬆，女方家可就困難了。這不，孩子長大了要跟父親走，還要分去自家一份財產……歐珠的妹夫尼瑪則有苦難言，他也沒感到自己這輩子因此就輕鬆了。

巴桑從尼泊爾回國定居時帶回了媳婦次桑珠，政府撥給他三千元錢蓋房子。現在他們有了二男二女四個孩子，住宅像一座小莊園。他和兩個弟弟一起合買了一臺東風車，由弟弟開車。這兩個弟弟都是婚後分居者，其中一個弟媳在岡孜。兄弟家庭形式的不同使實際生活狀況對比鮮明，別如天壤。巴桑現身說法，猛烈抨擊不知為何仍然延續下來的陋習：“其他地方的人，包括尼泊爾所有的人，沒有不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