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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分就寢，晨興兄喜。夜談子是，

吾亦一疑。分呼南北，我還京圻。遭母大故，

扶柩南歸。迓吊金陵，我戚兄悲。

他們倆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共同為擺脫朱子的影響而創立新說。他們倆的辯論也從來沒有終結過。但兩人的情誼也是相當難得的，湛為王既作墓誌又作奠文，與黃綰一樣情深意切。與王等量齊觀又幾十年交好如一的朋友首推湛。與王進行真正的學術論戰而並不是黨同伐異的也首推湛。就是在弔唁之際，兩人依然就格物問題展開辯論。

湛持舊說，王說那就求之於外了。湛說：“若以格物理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後來，王的學生方獻夫還鼓動湛公開批評王的觀點。

８．動轉得勢　用不加功

在南京這兩年半，還是他韜光養晦的時期，客觀上對他把功夫養得更“老”是大有好處的。在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專制體制中，這種修練絕對必要。驟起終敗的例子太多了，而且一旦失敗便前功盡棄。但陽明並不這樣以為，他早就覺得自己已一通百通了、戰無不勝了。英雄性急，他當了半年多正卿之後，就上了《自劾乞休疏》。雖然是在京察大考之際，每個人都須述職，但並不是每個人都上乞休書。就王本身的情緒而言，他的確並不以退休為苦，在滁州時，他就浩嘆“匡時已無術”，想回陽明洞尋找舊棲處。除去牢騷的成分，也有幾分真心情。在無機會成雄的時候，他自然就偏向成聖之路。

他的乞休書寫的絕無故作姿態的虛偽氣，儘管他並不想就此退出歷史舞臺，但還是真給自己找罪過：什麼曠工呀、身體不好呀、才不勝任、不休了我讓別人也生僥倖之心呀等等。古怪的是他說，若休了我，我就“死且不朽”了。皇帝沒理他這個茬兒。這是正月的話。

等到十月，他又上了一道《乞養病疏》，說他正月上疏後，就等著開削呢，當時就病了。現在病得更厲害了。陛下應該把我休了以彰明國法。我也想為國盡忠，但自往歲投竄荒夷，蟲毒瘴霧已侵肌入骨，日以深積，又不適應南京的氣候，病遂大作。而且我自幼失母，算是跟奶奶長大，她現在九十有六，日夜盼望我回去，死前能見上一面。假如我復為完人，一定再回來報效君國。又白寫了。皇帝看到了沒有還是　個問題。

這年八月，他曾寫了一篇《諫迎佛疏》，很長，兩千多字。大意是：你在東宮時已有好佛道的名聲，現在大搞這一套，對聖譽有損。這幾年來在這方面已勞民傷財的過了份，弄得民情洶洶。你若真信佛，是用不著搞這一套的，等等。他自己也覺得無濟於事，正德皇帝哪是能聽進好話去的人？對牛探琴倒是小事，再惹惱大老官了，又得投竄荒夷。寫完，舒解了內心的焦慮，便對得起了自己的“良知”。然後，擲於紙簍，去靜坐養心去了。

這兩年，除了養心、使心體更加純粹、明澈，就是寫信，與觀點大體相同、可以在基本相同的語境中討論問題的朋友、學生深入討論本體、工夫的精微、玄妙的理致。古人的論學書，是中華文獻中耀眼的珍寶。有時是比作者本人的文章、著作還重要。除了別的原因以外，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展現作者的感性思路。

在近代報章體文章出現之前，古人是很少專門來寫論文的，賈宜的《過秦論》算是單篇文章之始，象韓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論》那樣的文章在唐宋以文章為盛的時代也是少數。大多是有具體原因的廣義的“應用文”。就說《王陽明全集》，除了語錄、奏疏、記序，就是書信。沒有一篇專門的文章。他這樣的心學家自然感性大於理性，不會鑿空立論，就是像王夫之那樣的理性大師也是寫“讀後感”居多。文體不決定文章的價值。

陽明那些信的內容不好轉述，現在也無多大必要轉述，基本是上述語錄的精密闡發。下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致良知”了。這一時期，他還有一個必須介紹的節目，就是堅持靜坐又提倡必須事上磨練。

他在弘治年代築室陽明洞就修習靜坐。靜坐，在各家各派中都是一種使主體獲得清明狀態的修持方法。坐禪是佛家的基本修習方式，道家講究的“坐忘”當然未必是坐著以忘掉形骸，但也肯定是與靜坐有關的修習方法。中國古有的氣功也有打坐方式。《遵生八箴》等養生書中也講靜坐。

不管是否跟禪門學的，宋儒是講究靜坐的。二程兄弟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並教人靜坐。陸九淵的弟子多做“澄默內觀”的工夫。朱子反對專主靜坐，但把靜坐當做“始學工夫”，認為可以收斂精神，使心定理明，以便識理接物。

陽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