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第2/4 頁)

常性的工作是管皇室人員的婚喪嫁娶的外圍禮節，大概連埋死孩子的權力也沒有－－那是大內太監的機密工作。在南京則連這類事情也沒得管，純粹是奉旨休閒。沒事找事的人便倆眼盯著北京，像《紅樓夢》中的邢夫人總想找執政的王夫人的茬兒一樣，找秉政者的茬兒，以便取而代之。這也是明朝黨爭特別熱鬧的一個小制度上的原因。

王陽明超然物外，這種只爭一世之短長的事情他再也沒有興趣做了。也不是發配之苦教“精”了他，而是在那段歲月中凝結了更超拔遠大的追求，不屑於跟那些俗也俗不透、雅也雅不高的二癔子一起浪費生命。

他之所以要強調屏去一切外道工夫，直奔那絕對存在又不依賴任何外緣的心本體，就是為了把經驗世界用括號括起來，把它懸閣起來，從而把這棵樹上掛著的所有那些辭章講誦之學一把甩開，像禪宗那“截斷眾流”法，一意去明心見性－－然後再以見了道聞了道的身姿「新民」回到治國平天下的正道上來「親民」。如果說，後者是俗，前者是雅的話，那王大師的思路便是先來個大雅，再來個大俗。雅，雅得可上九天攬月；俗，俗得可下五洋捉鱉。若皇帝不讓他去捉，那做個天上人，也對得起這條命了。反正已經找到了自己，就不在到處流浪，身心異處，到了門口進不了家了。－－這是最不冤枉的活法，如果真能夠常快樂的話。

目的是如此，方法也就特殊。後人和他的學生都覺得跟他交流很困難。學生怎麼說都會得到他的糾正性的指點，總難搔到“當下此即”的那個癢處。非過，即不及。早不如好，好不如恰。恰到好處與恰恰相反精微至極－－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後人覺得他的“上一句”與“下一句”是自相矛盾的，他卻唯其如此才正好左右逢源。真是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他那一套心訣，在他是得心應手，如船伕掌舵；在別人，尤其是沒有親炙其門下、沒有進入過其語境磁場的人來說，則是莫名其妙。「毛澤東為什麼八次親自接見紅衛兵，就是為了讓下一代感受其巨大的磁場。他說蘇聯變修的原因就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

而凡是直接承蒙受過其春風雨露的人還真從心眼裡受感化，那種教主的魅力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他離開滁州時，眾徒兒依依不捨，一直送到烏衣，尚“不能別”，真有點柔情似水的女兒態了。他也沒有唐人王勃那種天才的殘酷，用“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的話頭打發他們，他寫了首長歌，但可能因為也在傷感中，勉強豪邁也找不著感覺，寫的無滋無味，無非是些“空相思，亦何益？”之類的老生常談，還有些道德勸勉。而且有些語意不連貫，結尾也莫名其妙：“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門轉盼成路人。”像沒寫完似的。

他過了長江後，就到了南京，當四品正卿去了「也許是從四品，因為在南京」。在他上的《給事由》中說，他是正德七年十二月升為南京太僕寺少卿的，次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歷俸六個月。這次，只用了四天就走馬上任畢，看來，他還是很滿意這次升遷的。因為不管崗位多麼不重要，他畢竟成了正卿了，也勉強入了國家“九卿”的行列，在明代是十八卿行列。不過，總算入了統治階層。儘管現在還是個閒職，但進入了最高層的眼簾，若國家有事就可以特擢要職，一現身手了。他在這個位置上等了29個月零12天；才開始領兵打仗。

在滁州六個月，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與湛甘泉相會。湛從安南出使回來，返京覆命，在滁州特意住了幾天。因為，當年他們在北京長安灰廠故意卜鄰而居，早晚隨時切磋，已結下深厚情誼。在別人眼裡他們是一派，講心性近禪。但他們又只是和而不同，直到最後也沒有統一起來。這次，在滁州他們連夜辯論的問題，居然是王主張禪與道都和儒沒有多大區別「“道德高博，焉與聖異”」，湛主張儒門高廣，可以包容佛道，但有“大小公私”的差別，佛道在我儒範圍之中而已。

其實，王跟學生一直是這麼說道的。恐怕是王故意讓湛往極端處引申一番，因為湛更有近禪的名聲。當然，這種討論是不會有實質性的建設性結果的。湛進京後兩年又扶持著他母親的棺材南下。這時陽明已到了南京，他特意迎接湛的喪隊到龍江湖，湛是有名的大孝子，王是阮籍派的性情中人，信真禮教。湛在《奠王陽明先生文》中這樣追述這兩件事：

一晤滁陽，斯理究極。兄言迦、聃，道德高博。

焉與聖異，子言莫錯。我謂高廣，在聖範圍；

佛無我有，《中庸》精微；同體異根，大小公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