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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顛躋之遄及耳。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啟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儯�踔���詹恢��凹菀印Ｄ魏危�魏危。ㄍ�懟洞鷀究芡蹺魘�罰�

去秋及今，四奉臺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妄心詖陋，師心獨任，不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死罪死。正膺重任，九年於茲，恆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茲幸主德日清，內外寧謐，諸大典禮，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之身，歸伏壠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主上暨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敢自愛其死，復黽勉就列，然自是羈紲愈堅，憂危愈重矣。吾師何以教之？（書牘十四《答上師相徐存齋二十八》）

弟以譾劣，謬膺重任，恆恐中道顛蹶，有負夙昔期許之心。茲幸主德日新，國家無事，弟乃以其間乞身而歸，未蒙俞允，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翁素憐我，何以策之，俾獲全於末路乎？（書牘十二《答石麓李相公》）

賈春宇名應元，時為大同巡撫，大致和居正關係不深，因此居正對他底話有些閃鑠。王之誥、徐階、李春芳和居正關係較深，這幾封信，值得仔細尋味。尤其王之誥是居正底親家，所以說話更切實。

從居正以上，高拱、徐階、嚴嵩、夏言，凡是當過國家大權的，最後都支付了最大的代價。有的被殺，有的兒子被殺；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殺的危險。這一個傳統太危險了，時時給居正以威脅。萬曆五年，居正沒有去位，實際也不免有些懼禍的意思。他說：“恆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知道這一個時期實際政治情形的人，一定明白居正不是亂說。從五年到八年，居正底政治地位更加鞏固，然而居正底危險也更加擴大。一切的危險都發生在神宗身上。

明朝的政治情形，有一點和前後不同的地方，便是沒有攝政的制度。英宗九歲即位，世宗十六歲即位，神宗十歲即位，嘉宗十六歲即位，都沒有攝政或是太后垂簾聽政的傳統。在這一群皇帝中間，世宗最能幹，即位不久，大權隨即到手，嘉宗是一個白痴，大權始終旁落：英宗、神宗即位時的年齡更小，當然談不到親政，英宗初期的楊士奇、楊榮、楊溥，和神宗初期的高拱、張居正，名為內閣大學士，其實是攝政大臣，這是無可否認的史實。三楊始終維持一個合作的局面。高拱、張居正當穆宗在位的時候，在最後的階段裡，已經不能並存，神宗即位以後，居正利用政治機會，撇開高拱，成為實際的獨裁者，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史實。以後居正逐漸鞏固既得的政權，內而內閣、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撫，沒有一個不是居正推薦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給事中也幾乎沒有一個不聽居正底指揮。在神宗尚幼的時候，這個正和《古文尚書·伊訓篇》所說的“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偽孔傳》“伊尹刮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相合。但是現在神宗年已十八，久已超過應當親政的時期。居正當國，便等於神宗失位，成為不能並立的形勢。在這一個情態之下，居正頭腦糊塗一點，便可以做王莽；氣魄大一點，也可以做曹操。但是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個提倡忠孝的環境之下，也不容許王莽、曹操的產生。居正以忠孝自負，而忠孝自負的主張，又和專權當國的現實，不能融洽，心理遂陷於極端的矛盾狀態。

矛盾的心理，懼禍的心理，最後驅使居正走上歸政乞休的路線。以威福奉還主上，也許神宗不至於不容自己優遊林下吧！他甚至說不敢決計從此一去不返，只要稍許休息，日後在必要的時機，仍然“朝聞命而夕就道，效死疆場，亦所弗避”。（見《再乞休致疏》）這是委婉的說法，只想神宗給他一個脫身的機會。居正不是沒有機權的人，但是這一次的乞休，確是出於至誠。攝政的皇帝做過八、九年，明代開國以來，四個在位的皇帝，時期都沒有這樣長，居正還不應當滿足嗎？對內對外，整個的國家上了軌道，自己去位以後，內閣裡面張四維、申時行，都是自己引進的人，諒意不至於反噬。江陵的家產雖然不大，但是總算富厚了，那裡有五十幾歲的老妻，有兒子，還有最近新添的三、四個孫子，門庭以內，充滿快樂的空氣，為什麼不回去？居正又曾說過：“不穀比者抗疏乞歸，’群情驚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決去於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即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為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獎借過情，深用為愧耳。”（書牘十二《答憲長徐中臺》）徐中臺怎樣“深獲我心”，我們無從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