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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成績”不斷進步，他也不斷給我加添功課。例如這次武漢陷落，他又指示我給攻佔武漢的大劊子手岡村寧次寫親筆祝詞，讚頌他的武功，並指示我給日本天皇去賀電。

後來修建了“建國神廟”，我每月去那裡為日本軍隊禱告勝利，也是在這“電線”的授意下進行的。

在“七七”事變前，我的私事家事，關東軍還不多過問，可是事變後，情形不同了。

“七七”事變前，我在關內的家族照例每年要來一些人，為我祝壽，平時也不兔來來往往。“七七”事變後，關東軍做出規定，只准列在名單上的幾個人在一定時間到長春來。而且規定除了我的近支親族之外，其餘的人只能向我行禮，不準與我談話。

同時，外面給我寄來的信件，也一律先送吉岡的嘍羅——宮內府的日系官吏看，最後由吉岡決定是否給我。

當然，關東軍也瞭解我不致於反滿抗日，但是，他們仍舊擔心我會跟關內勾結起來恢復清朝，而這是不符合他們的要求的。

在那時，要想瞞過吉岡私自會見外人或收一封信，簡直是辦不到的。那時在宮內府設有“憲兵室”，住有一班穿著墨綠色制服的日本憲兵，不僅一切出入的人都逃不出他們的視線，就連院子裡發生什麼事也逃不過他們的耳朵。加之宮內府自次長以下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吉岡的爪牙，這就造成了對我的嚴格控制。

吉岡之所以能作為關東軍的化身，幹了十年之久，是有他一套本領的。

有的書上說，吉岡原是我在天津時的好友，後來當了關東軍參謀，正好這時關東軍要選一名帝室與關東軍之間的“聯絡人”，以代替解職的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於是便選上了他。其實在天津時，他不過有一段時間常給我講時事，談不上是我的什麼好友。他被派到我這裡當“聯絡人”，也不是當了關東軍參謀才恰逢其時的。如果說他是溥傑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偽滿成立之後，溥傑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吉岡正在這個學校擔任戰史教官。他幾乎每個星期日都請溥傑去他家做客，殷勤招待。他們兩人成了好友之後，他即向溥傑透露，關東軍有意請他到滿洲，擔任軍方與我個人之間的聯絡人。溥傑來信告訴了我，後來又把我回信表示歡迎的意思告訴了他。他這時表示，這是他的榮幸，不過假如他不能得到關東軍高階參謀的身分，就不想幹，因為從前幹這差事的中島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沒在滿洲站住腳，就是由於沒有在關東軍裡紮下根。

後來，不知他怎麼活動的，他的願望實現了，關東軍決定任他為高階參謀，派他專任對我的聯絡職務。他在動身來滿洲之前，請溥傑寫信把這訊息告訴我，同時說：“如果令兄能預先給我準備好一間辦公的屋子，我就更感到榮幸了。”我知道了這件事，滿足了他的“榮幸”感。過了許久我才明白，原來他這是有意給關東軍看的。他在關東軍的眼裡既有與我的不平凡關係，在我的眼中又有關東軍高參這張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岡很喜歡畫水墨畫。有一次他畫了一幅墨竹，請鄭孝胥題詩，請我題字（什麼字，早已忘了），然後帶到日本，送給裕仁的母親日本皇太后。不久，日本報紙上刊登了這幅畫，並稱譽吉岡為“採筆軍人”。吉岡的藝術聲名是否由此出現的，我不知道，但我敢斷定他指望這幅畫帶給他的，並不是什麼藝術上的稱號，卻是比這稱號更值錢的身價。我從日本訪問回來，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經常的往來，不斷互相饋贈些小禮物，中間人就是這位吉岡。從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後，東京與長春的往來就更頻繁了。

他大約每年都要往返東京幾次，每次臨走之前，總要叫我做點點心之類的食品，由他帶去送給日本皇太后，回來時，再帶回日本皇太后的禮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點心。好在那位老太太和我都有現成的做點心師傅，彼此送來送去，都不費什麼事。不過由於我的疑心病，吉岡每次帶回來的點心，我總是叫別人先吃了才敢動。

當然，吉岡每年一次往返於日滿皇室之間，這決不是他的擅自專斷，但每次往返的內容，我相信主要是他的獨創設計。比如有一次，他看見了我的四用聯合收音機，忽然像發現了奇蹟似地問我：

“這個機器能Record（錄音）？”

他的中國話不大好，但我們交談起來還不困難，因為他還會點英文。我們兩人的英文程度差不多，平時說話中國話夾著英文，加上筆談幫忙，倒也能把意思說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說，並且拿出一片錄音片試給